而在我的书中，着重讨论了新书业与晚清“君宪”“革命”的关系。我把这个过程总结为“上海影响”：书报通过哪些渠道、什么方式传布到内陆，文本如何抵达读书人？相同的思想资源为什么造就了革政与革命两种不同的道路选择？邮路、学堂、师友之间，从技术到建制，从商业到人群，我用林林总总的阅读记忆，有趣的故事，串联了一个知识、思想的传播路径，它如何在20世纪的最初十年深重改变了中国历史。“革政”“革命”主张汇聚在一起，掀动人心中潜伏的波澜与希冀，终于使波澜、希冀化为了行动。
《谷腾堡在上海：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
辛亥是在这样的阅读洗礼、思想风暴中汇聚的，它不是在经历了切实的、社会的、经济的变动之后，引发的革命。我当然不是说，靠着文本传播，革命便自然成立了，辛亥还有其他动员，但知识与观念变迁切切实实撼动了社会。我们在一个历史的、具体的语境中看“人心”，辛、壬之际大厦将倾、“人心尽去”，这不仅仅是玄学化的历史抒情、清遗民式的悲戚，也是清季知识转型、思想变动的具体结果。
这个“上海影响”可以延伸到1920、1930年代，印刷一方面依旧接应启蒙及思想运动；另一方面，进入“大上海”时代，消费、市场繁盛，文人、商人与市民社会川流其间，大报、小报，大型的出版公司与小书铺，从制造、传播到消费，印刷又进一步构建、丰富了都市中的文化空间，而“左翼”与革命文化即在此空间中孕育、壮大。在市场、商业、消费以及地域、空间的多维视角中，再看现代中国的兴起及其一次接一次的转向，这是思想衍变的轨迹，但同时也是政治、经济与文化交织的网络，牵涉到思想被制造、传播，以及在更广阔空间内流动的过程。“上海摩登”构建的这个物质社会、消费社会提供了文化生产与文化传播的巨大便利，左翼思想与共产革命的组织即在这个便利、兼容度极高的网络中，悄然生长、蔓延、喷薄，指向了新的未来。
“反满”当然是我们很熟悉的晚清历史，您的“再阐释”与我们以往理解的反满，以及反满对于辛亥革命的意义，有哪些不同呢？满人在民国时期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命运，或者说，对他们而言，民国究竟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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