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的反满与族群，不着重思想动员，主要从分殊、行动和“遗民”三个层面揭示族群问题与中国现代革命的关系。
关于分殊，我想要分析的是，除“满汉异族”，以反满为主题的近代民族主义存在更为复杂的内涵。比如，经常强调的“瓜分危机”——“彼满政府以恶劣无能，陷吾民如此恶境，强邻虎伺，楚歌四面”，朝廷无能，必颠覆之，方可救中国。这是反满的常见论调。值得注意的是另外一层有关“不可仇外”的议论逻辑。我们知道，鸦片战争以后的救亡叙事中，排外与仇外是普遍心理。然而到了辛亥前后，排外不再是亟务，排满才是首要。“排满”—“救国”—抵抗侵略是一套论述逻辑，与之对比，辛亥年的修辞发生了明显转折，“外人”仅为“及身之祸”，而“满虏”则为“祖父之仇”。并且，排满重于排外的思想，此际不仅是言辞，也是实际行动。革命过程中，各地方军政府发布的公告，均特别强调“保护外人”。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从“中外大防”到“逆胡膻虏非我族类”，意味着，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变换了他们对于边界的定义。在我看来，民族主义作为一种观念，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确认边界。鸦片战争之后的困局，敌我边界在“中”与“外”、“华”与“洋”；而在推翻清廷的革命逻辑链上，“满”重于“洋”。这说明，“民族”边界是时势造就、具体而微、不断倾斜变动的。救亡图存大前提下，“反满”，羼杂着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文明与野蛮，国族、民族与种族，等等各种复杂的题中之义，这种“复杂”直观反映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多义与多歧。
关于行动。这也是我特别强调的一点，通常讲辛亥革命是政治革命而非种族革命，未流血十八省光复。这是部分事实，却也不是事实之全部。武昌起义后的满汉对峙，族群界分，部分满城的杀戮事件，加之战争激扬起的谣言，中枢的满洲亲贵与八旗兵丁一起，由恐慌而惊惧，最终放弃抵抗，选择让政。南北和议，辛亥大妥协有诸多繁复的人事、时势关系在里面。仅仅革命对手方这一侧，就包含帝后及亲贵集团，枢臣与疆吏，驻防，北洋系，江浙立宪系，等等，中间还掺杂着革命集团中与各方势力皆能周旋的一些重要人物，及革命集团的内部分化。退位诏书和优待条件的起草，从人选、成稿到最终底定，过程是怎样的，中间经历了多少博弈、转圜？四川将军玉崑、杭州将军德济，各自在什么样的情势下、与什么样的势力达成妥协。光复之际，驻防、士绅、新军、民党、会党，甚或羼入革军队伍的“匪”，在各地有复杂的组合、对峙，均构成走向共和的具体情势。满与汉是透视共和转型的一面棱镜：革命虽撼动帝制，但帝制牵丝攀藤，妥协及退让是历史的明面，隐伏处，更有层层叠叠的人事权争及政治理念的分裂；这些权争与分裂，直接决定了民初政治的基本面貌。
关于“遗民”。我想要在一个遗民史的视角中讨论后“驱除鞑虏”时代的族群与政治认同。革命鼓荡起的族群对峙不会随“五族共和”自然消亡。辛亥之后，满族作为一整个族群的流亡史，可以看作是辛亥革命的遗留问题，非但“民国”变成了“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对于一个族群更意味着数十年的流亡与隐匿。清遗民可以义正辞严讲“民国乃敌国也”，旗人呢？大量的隐姓埋名，有遗民之实，却不能获得遗民的“名份”。去做改满族为汉族、更换姓氏的法律呈文，亦要先高呼几句五族共和时代的美好。连沉默权都没有。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任何朝代的遗民处境都无法比拟的无言的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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