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费了相当大的笔墨去论述西学、新知与制度改革、技术革命、社会变迁的连动关系。我想在一个制度、技术与社会关系的网络中探讨价值秩序重构。这个过程，科举改章、停废与书业的互动，至关重要：废科事件怎样从朝堂政令及教育、取仕一隅扩散至广袤的经济、社会，学制变迁如何与印刷、阅读乃至整个士林风习蟺变交互影响，旧书业如何在制度、技术与文化的综合作用下式微、更递，上海取代传统印刷重镇，成为新式出版业中心，空间位移中又包含许多繁复的经济因素。
学制改革与印刷业的根本转型，这两个事件交逢在晚清“中”“西”“新”“旧”的世道迁折中，两者并非引发与被引发的单一因果关系。在所谓“辛丑、壬寅之后，无一人敢自命守旧”的朝局之变与人心之变中，技术、经济空间格局的演变其实是真正将这些思想变局实现并固定下来的本质性力量。我想说的是，这是一个综合的、合力的过程，若非科举改章，考试内容变更，“启蒙”便很难与“生意”共谋；若非技术革新、现代的通讯与交通，大规模的印刷与传播不具条件，书商、报人便不可能在短短数十年间，使“旧的中国”一点点圮裂，使孤另的思想汇流为思潮，推动制度改革、政治迁易。
我想要做的，是思想史的另一种研究路径：将思想史研究实体化，用“印刷”这样的一个“枢机”，整理、分析晚清中国的文化潮动。
辛亥是中国现代革命的开始，也是这本书的重心。您书中的上篇为“印刷与革命”，让人想到谷腾堡与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以及近一二十年互联网带来的变革，是这样吗？
沈洁：谷腾堡革命，也就是我们习称的“印刷资本主义”，包括你讲的互联网变革，我想，在一个传播学的脉络中理解，基本上指向的就是信息传播方式导引的思想变动和社会变迁。我前面已经讲了，思想，要从“先识者”的脑际、案头向一般社会铺展，不是思想本身能达成的。它需要媒介。
关于印刷资本主义与宗教改革，以及与“现代世界”的兴起，这是安德森著名的“想像的共同体”着力描述的。安德森以欧西历史建构的理论，在中国语境中，有适用度，但也有它无法解释的部分。中国在谷腾堡革命之前已经有了相当繁盛的印刷业，官刻、坊刻、私刻，书院、精舍、书堂及各色家刻，在宋明以降的学术、商业与社会中有丰富展衍。另一方面，安德森的理论也不能解释中国谷腾堡革命的特殊性：中国从西方各式各样的印刷技术中做出了怎样的选择、为何如此选择，以及，这些选择的后续影响，都存在于中国历史发展的自有逻辑中。所以，芮哲非写了《谷腾堡在上海：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从中国传统的印刷文化与印刷商业谈起，讲述了1876至1937年间西方的印刷技术取代中国传统雕版印刷术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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