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摭拾的，不是历史中的颜色与情绪，而是作为遗民的旗人，他们的命运所昭示的以辛亥为开端的现代中国，充满了矛盾、反复与羼杂的历史过程，另一重意义上的辛亥余绪，也想要在这个余绪中探讨共和的“失传”及其转向。
在您的辛亥叙事中，特别强调这场革命的“未完成性”，关于民初中国的论述可以说即是围绕着“未完成”这一线索展开的。书中以奉化为例，具体而微地展示出1920年代地方力量的党化、权力重组及向“国民革命”的引渡的过程。那么，您是如何看待地方的历史与整体大历史之间的关系？
沈洁：这个我不知道算不算个人的一点偏见，或者说，与我秉持的史观有关系。大凡地方史、个人史，我一定会作为读者，在假想中提问作者，“地方”的问题指向在哪里？除了你所找到的史料，“宁波”“温州”或者“X州”，到底意味着什么？“地方”及“人物”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构成“历史问题”。这个不是自明的，《春秋》之义，“常事不书”，不是所有问题都值得成为“历史问题”。
奉化个案这一章，能成文其实也偶然。2014年参与点校《张泰荣日记》，整个阅读与整理的过程，我几乎没有感觉到太多的“史料兴奋”。平平无奇、絮絮叨叨的一部个人生命史，除了有关社会生活与经济的那部分，我不知道，这样的一部史料，要怎么入史。偶然是在于，我在梳理地方改良社团“剡社”历史的时候，发现了许多熟悉的名字——中共在奉化建立党组织、发动群众运动，最初的关键人物。顺着这些人名，我摸索到了一个自晚清逶迤而来的，地方社会如何被组织与整合进国民革命脉络、并终而建立党治的一个基本线索。这部日记的主人张泰荣，其实属于典型的“无名者”，使他“进入地方历史”的节点，是1925、1926年前后，加入剡社，并在不久后加入国民党。个人史揭示的，是中下层读书人如何通过加入新的组织、党组织获得身份，进而成为“地方力量”的一部分，他由此，从“无名者”进入了“历史”；而以剡社为代表的自治团体与戊戌一代地方精英及国民党、共产党组织的相互渗透、融合、援引与捻接，则揭示了地方力量党化与组织化的具体经过、情形，以及，在此过程中地方权力关系的重组，勾勒了清末新政以降，一个典型意义的，“地方”由散沙状进入组织化、党治化的历程。这样，就在辛亥“未完成”的延长线上，解释了从民初的法统之争到党治，为何发生、又如何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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