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这就构成了“地方”的问题指向，是我们理解大历史所需要的，“毛细血管”式的纵深。
有关争夺党统的问题。在1920年代地方力量汇流与重塑的过程中，也已经形成了大体的轮廓，预示了大体的走向。国共两党的早期基层党员，是科举停废后学堂时代造就的一种新社会力量——学而优则仕的固定上升渠道取消，被抛入社会，由信仰的动员、生计的困顿和精神的空洞，合力，推入革命大潮。一方面，他们托援于戊戌以降结成的权力网络，创建并发展其组织力量，另一方面，又空前深入到街衢、乡村，发动了、裹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人群。这批县、乡一级的跨党党员终而成为共产党组织的跟随者和群众运动的组织者。依托五卅，在“反帝”旗帜下，农工运动迅速渗透到地方社会的各个细部。从“再造共和”到“以党造国”、“国民万岁”，在地方史鲜活繁密的细节中，中共为什么比民党拥有更强大的底层动员能力，线索也变得更清晰了。
清末民初的中国革命，实际上是在现代国家的确立过程。一方面是“国家”一步步向地方渗透，即“国家”对地方社会的改造；另一方面地方在这个过程中亦并非全然被动地接受“渗透”和“改造”，而存在着一种极其复杂的互动与博弈。这一博弈和反抗是怎么影响国家建构与现代建设的?
沈洁：到1930年代，辛亥余绪中的政争与党争只剩余波，确立一个现代政府的“合法性”，成为主题。现代政治的确立，需要经历一系列自我形构以及对他者的规训，所谓“训政”，既是对人民进行运用民权和承担义务的训练，也包含政权自身的训育。这个过程，通常我们讲——规训，“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现代性的压制性影响”，“倾听沉默的大多数”；斯科特讲“弱者的反抗”，同样也是属于“拯救历史”这一面的。
在我讲述的这个社区故事中，一方面可以清楚看到“现代”如何论述传统、定义传统并对其进行改造，“国家”如何进入社区，做怎样的努力去规训地方社会。清末民初破除迷信、禁革迎神赛会，现代国家定义什么样的信仰为“正信”为“合理”，用“理性”“科学”要求民众，规定其生活方式，这中间，既有现代性的认同，也包括纷繁复杂的利益诉求。这个“规训”的历史，我们大致熟悉。
苏州城的“求雨故事”，弱者的反抗固然是很重要的一面，但“现代”与“国家”并没有那么强拗，或者说，它不是一个固定的民众与传统、仪式的对立者。国府大张旗鼓“反迷信”的1930年代，对如火如荼的祀神活动，从开始到极盛，政府都是默不作声的旁观者，而只是在仪典已成疲态时才象征性地逮捕了几名“无业游民”。这说明什么？正如现代人对“迷信”的暧昧，民国年间，国家之于社会的规训，也处在一种松散、游移的过程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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