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的“失传”：清末民初中国革命再阐释》，沈洁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
甲午，特别是庚子以后，中国的思想与观念发生了非常剧烈的变化，中西之争一变而为新旧之争，究竟是什么力量促成了这种变化？
沈洁：由“中西”而变“新旧”，有一种明显的价值转折。坚船利炮，万国梯航，西力东侵，致中、西、新、旧交错，这是我们讲中国近代，常识化的一个前提。
传统分界，是讲1840年，但实际上我们知道，除了少数先识者，绝大部分士人痛切感受到外部世界及其对中国历史、文化、意识、意志力的侵入，是从甲午开始的。戊戌与甲午联缀在一起，晚清中国真正具有共识意义的革政思想启程。与革政相伴的，便是革命。一方面，甲午战争后期，身处海外的孙中山开始革命尝试。1895年2月抵达香港后，孙中山在日本商人梅屋庄吉帮助下，与日本驻香港领事馆领事中川恒次郎联络，请求武器及资金援助，并与同侪策划在广州起义。另外一方面，“驱除鞑虏”到底是怎么策源的，实际上，也与日本相关，他们在甲午之际便对中国进行种族主义的挑动，宗方小太郎撰写《告十八行省豪杰书》，就开始讲“逐满清”，“起真豪杰”，“勿为明祖所笑”。
甲午一役，摧垮了士林的精神自信，所谓“四千余年之文物声名行将扫地而尽”，“变”在此时构成“共识”，从甲午到庚子，倭仁式的那种中国自信，不存在了。这个影响非常深远，往后一直到辛亥到五四到1949直到今天，有关中国政治与中国文化的诸多争执和混乱，都受到这种心态的影响。这个过程，还包括诸如“国家”、“民族”、“国族”一系列新观念的出现。当时许多人，都是在甲午战败的情境中，开始言说“国家”，“知道国家是个怎样的东西”，这些有关国家、国族的表达，意味着中国开始进入世界，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对于“中国”的理解，变成了“中国在世界中”“世界中的中国”，有关身份和认同的位移，直接导源了历史叙事的转折。这些，都可以在中西新旧的扩展线上考察。
我们现在讲“新旧之争”，时人讲“世局原随士议迁，眼前推倒三千年”，我的第一章“‘新学猖狂’的时代”，“新学猖狂”是张之洞晚年的一个“悔心”。问题是，“新学猖狂”怎么达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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