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过去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是重要因素。据有关机构测算，1982—2010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21.5%。但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下降，导致我国经济增速下行。未来一个时期，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核心是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发展动力顺利转换。
二、当前经济发展中存在结构性矛盾
近年来，我国进入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发生深刻变化。抓住和利用好这一战略机遇期仍面临严峻挑战。特别是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凸显，制约着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和经济稳定增长。
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2012年以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连续下降，预计“十三五”时期继续减少1000万人以上，人口红利逐步消减。人口老龄化加剧，2014年末老龄化率达到15%左右，高出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约5个百分点。用工短缺，劳动力成本逐渐上升，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货币工资年均增长13.2%，农民工工资年均增长13.5%，高于同期劳动生产率（按现价计算）年均增长11.1%的水平，劳动力成本增长已快于劳动生产率增长。
资本边际效率下降。国际金融危机后，随着政策刺激下投资大幅增长，资本边际产出效率明显降低。从2008年到现在，每新增1元GDP需要增加的投资已经显著上升。投资回报率低，直接影响了企业投资意愿。投资结构也不尽合理，设备投资占比不断下降，从2008年的23.5%降至2014年的19.4%，土木建筑类投资上升，2014年占比已达2/3，增加投资更多依赖政府和房地产投资。再加上前些年我国产业链基本以土木建筑类投资为核心来布局，也造成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行业产能严重过剩。
杠杆率较高。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杠杆率迅速上升。尽管总体债务规模可控，但我国整体债务占GDP的比重与2008年相比有较大幅度提高。这种状况不利于企业稳定发展、推进技术创新、迈向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中高端。尽管政府债务占GDP比重还不到40%，但部分地区偿债压力较大，存在局部风险。
一些制度机制抑制资源配置效率。一些领域垄断和行业准入壁垒依然存在，企业缺乏退出机制，僵尸企业僵而不死，影响资本配置效率。劳动力素质有待提高，高技能和创新人才不足。劳动合同法一些规定有待完善，加上户籍制度的共同限制，影响了人口的自由流动，制约了农村富余劳动力到城镇就业创业。仍有一些不合理的制度规定使得审批手续繁杂，征地拆迁难，投资项目落地慢。农村土地改革滞后也使得土地缺乏流动性。这些体制机制矛盾造成交易成本过高，限制了要素的自由流动，影响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