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以 1919年五四运动为中国近代史下限
直到进入21世纪前后，近代史学界才将“下限”定在1949 年。然而，在 1949 年之前，绝大多数学者都将“近代”的论述止于自己生活的当下。如范文澜在延安著作中国近代史，尽管最终只写到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但这只是计划中的“上编第一分册”（该册原拟写至 1905 年），“上编”的时间范围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显然，下编是五四运动之后的历史。20世纪前半期的诸多“近百年史”著作，都以身处时代为下限。
胡绳在文章中提及近代史下限时略做了说明。他说：“中国革命中的阶级力量的配备到了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后起了一个大的变化。无产阶级作为一个独立的自觉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并成为革命的领导力量，这就给中国革命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从此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期。”“把中国现代史和中国近代史划分开来，就是以这点为根据。”
与鸦片战争开端说建立在学者共识基础上并有革命领袖加持不同，1919年下限说其实和者盖寡。毛泽东的相关论述把五四运动作为新旧民主革命的分界，未及近代史下限问题。因此，胡绳的下限说稍后引起多位学者讨论。林敦奎主张从社会性质角度将近代史下限延至1949年，荣孟源等人很快表示赞同。范文澜虽一度按1919年下限谈论近代史问题，后又开始强调1840—1949年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及民族民主革命性质并未改变。李新、陈旭麓等学者均撰文支持1949年下限说。1940年代后埋首史料整理的近代史所老辈学者金毓黻，同样倾向于将1840—1949年视为一个整体。刘大年也明确支持以1949年为近代史下限。 1949 年下限说虽为学界主流 意见，但是以1919 年界分中国近代史、现代史的主张，却通过历史教科书及高校学科 建制体制化。此中原因，除了此说提倡者胡绳在党内和在历史教科书编写中的重要地 位之外，还由于马克思主义的近代史学科刚刚建立，学者的学术兴趣和学术专长还大 致在晚清，对1919年之后的历史研究刚刚起步，且集中于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从政治上说，许多历史当事人还健在，两岸处于敌对状态，对1919年后的历史做自由的 学术研究，在政治上有碍难之处。
这一分歧，直到胡绳本人接受1949年下限说、历史教科书将此定型方告终结。1981年，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序言中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超过30周年的时候，按社会性质来划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看来是更加适当的”，正式认可了1949 年下限说。此后，陆续出现了以1949年为下限的中国近代史 论著。进入21世纪后出版的重要通史著作尤其是高校教材，均将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定在194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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