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文革”中的近代史研究
其实“文革”中已基本无所谓历史研究。尽管历史学不像政治学、社会学那样被直接取消，相反，它受到政治的高度重视，但是，这种完全脱离学术的聚焦使它像一个高烧不退的病人，命悬一线。
可以说，“文革”从历史问题开始，由历史问题推动。1965 年 11 月，姚文元发表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2 月，戚本禹发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前者把学术 问题说成政治问题，后者则声称根本没有纯粹的学术问题，一切学术问题都是政治问 题。1967年4月，戚本禹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 矛头直指国家主席刘少奇。1973 年 8 月，《人民日报》发表杨荣国的《孔子——顽固 地维持奴隶制的思想家》，为持续数年的“批林批孔批周公”揭开序幕，暗箭射向周恩 来总理。当历史沦为政治的奴仆，严肃的学术研究自然无处容身。有学者统计，十年“文革”期间，中国大陆发表的有关近代史方面的文章总共未超过二百篇，而其中堪 称研究论文的只有一二十篇。这不足二百篇的史学文章，集中于两个焦点：一是围绕《清宫秘史》发表的一批文章，二是1974 年前后围绕“评法批儒”和“评《水浒》”发表的一批文章，旨在批“洋奴哲学”、批“投降派”；“前者是雷霆万钧的武断，后者则为旁敲侧击的影射，反映出中国政治的诡谲和学术的畸形蜕变。”
这个时期，除了文献资料点校整理和考古学有所成就之外，近代史方面值得一提 的是中华民国史研究的起步。1972 年 6 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各研究所由 河南“五七干校”全部返回北京，恢复工作。9 月，近代史成立了由40 余人组成的中华 民国史研究组，计划写一部书《中华民国史》，编三种资料集，并开始工作。 2011 年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这项经几代人努力的工作才最终完成，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华民国史》《中华民国史人物传》《中华民国大事记》各 12 卷。
二、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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