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代史学界的思想解放
历史领域是极左思潮的重灾区。显然，史学要向前发展，首先必须清理积弊。 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以及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引发了全面而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对史学界的拨乱反正、让史学研究重回学术轨道起到了直接推动作用。同时，一些著名学者通过对史学领域的反思和批判，成为推动全社会思想解 放的健将。
最重要的“拨乱反正”在于区分学术和政治，恢复历史学的学术性。1979 年第11 期《历史研究》发表了黎澍的《中国社会科学三十年》一文，他提出三点教训：第一，必须坚持唯物主义，坚持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或从任何主观愿望出发；第二，必须尊重辩证法，正确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反对把它简单化、绝对化、公式化；第三，必须按照科学本身的规律来对待科学。他在随后发表的文章中，对革命史学 的工具性运用做了回顾和检讨，结论是： “历史科学愈是正确地揭示历史发展的真实过程和客观规律，愈是真实地反映中国历史的丰富内容和诸多特点，就愈能为中国建设 社会主义的道路的探索提供帮助，愈是对我们的事业有利。”
1970年代末和 1980 年代，在思想解放潮流下，史学界发生若干学术争论，包括历史发展动力问题、农民战争评价问题、历史创造者问题。
在阶级观点笼罩一切之时，史学界大多数人主张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前文曾述及1954年关于近代史分期的讨论，胡绳主张以阶级斗争作为分期标准，范文澜、孙守仁提出以社会主要矛盾性质变化为标准，金冲及提出以社会经济表征和 阶级斗争表征相结合作为分期标准，结果胡绳的意见胜出，理由是反帝斗争也是一种阶级斗争，而在近代中国，上层建筑某些方面的变化比经济基础的变化更为猛烈，即阶级斗争具有超越民族斗争和经济活动的重要性，三者不能并置。1979年，戴逸发表文章，提出不能用阶级斗争代替一切，生产斗争、民族斗争、科技发展都是阶级社会发展的伟大动力，他提出推动历史前进的直接的主要动力是生产斗争。 这一主张得到广泛支持，有学者进一步申论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刘大年同意“人类社会发展前进，归根到底，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前进”，但“经济发展，生产力的前进，不能自然而然地改变历史，要通过阶级斗争、伟大的革命运动来变革历史”。 到1980年6月，已有近百篇文章讨论这个问题。 这一时期对生产力的研究形成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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