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范式争议与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
“文革”后史学界的“拨乱反正”大致持续了十来年，到1980年代后期，进入所谓“思想家淡出，学问家登场”阶段。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近代史领域宏观性、理论性突出，专题研究严重滞后，考据方法常被批判，历史描写聚光于少数几个事件，严重背离了历史学的学术性和丰富性，也影响学者的研究兴趣。在挣脱政治枷锁之后，学者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研究主题，对理论问题和宏观问题兴趣降低。但在这一总体背景中，有一个问题的争议不但 持续时间长，参与学者多，而且与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直接相关，意义重大。这就是关于“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争议。
1980年第 1 期《历史研究》发表了李时岳的《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他 提出中国近代史演变过程中农民战争、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四个阶段”论 （稍后被称为“四个阶梯”论），这是用不同眼光认识近代史的标志性文章。此前，黎澍 在总结1979 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时已明确指出：“在太平天国以后，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前后相继，一个发展高于一个发展，最后归结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合乎逻辑的。”而且断言：“这样来解释中国近代史的主流及其发展，才比较接 近事实。” 可见，从有别于革命史传统的角度看近代史，已经是一种引起普遍关注的现象。显然，这样解释中国近代史的“主流”及其“发展”，与一切从阶级斗争出发，不切实际地拔高农民运动，否定一切改良行为，对资产阶级性质的辛亥革命也“立足于批”的传统解释模式，大相径庭。有学者评论道：“四个阶梯”论“以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的各种斗争为线索，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资本主义化的趋向，目的在于以中国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作为近代历史进程的本质内容。从这样的基本认识出发，对近代历史的一些重要事件的看法与传统规范当然不同，例如强调洋务运动的进步性，认为义和团运动是民族战争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农民革命等等。如果同意这样的修正和补充，多半就会导致放弃传统规范”。“它对中国近代历史本质的看法与‘三次高潮’的提 法确实有所不同，由此提出的修正将导致放弃整个规范”。 后来的评论者也指出：“四个阶梯”论是对以“三次革命高潮”为标帜的理论体系的强有力的挑战。由此引起 “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长期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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