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推动作用，在历史的节点表现得最为明显，而历史的大转变往往通过暴力形式呈现。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对改朝换代的作用之大，世界历史罕有其匹。作为“五朵金花”中最耀眼的一支，农民战争史成为历史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而“农民战争评价问题，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酿成诸多学案乃至政治冤案 的核心问题”。 “文革”结束后的全面反思时期，对此问题的讨论再度展开。在农民战 争性质问题上，董楚平提出农民战争不仅不反对封建制度，而且是这个制度的“修理工”；孙祚民则认为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始终具有反封建性质；谢天佑指出农民阶级在自发地反封建的斗争中不断积累着“自觉”的因素，尽管这种自觉因素始终没有达到质变。在农民起义军所建政权性质问题上，对久已存在的农民政权说和封建政权说进一步展开争论。对农民的平均主义问题，董楚平认为平均主义虽然在农民起义准备和爆发阶段起过很大的动员组织作用，但它却不是打定天下的思想武器；陈守实认为平均主义进步性微不足道，局限性却很大；邵勤认为平均主义是一种空想，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可能实现。也有学者肯定平均主义的价值，提出不能将 平均理解为单一的经济观点，它包括政治上的“等贵贱”和经济上的“均贫富”两个方面，是鼓舞农民摧毁封建王朝的强大思想武器。对农民起义后新王朝“让步政策”的讨 论，是农民战争史研究中分歧最大、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建国初期，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提出“让步政策论”，曾得到普遍赞成；但“文革”前却受到批判，取而代之的是“反攻倒算论”。“文革”结束后，这一问题被重新提起。戴逸指出，新王朝的统治阶级从自 身利益出发制定政策，既不是对农民让步，也不是反攻倒算。苏双碧说，“让步政策”从阶级对立的角度提出命题，并未揭示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新政权所实行的政策的实质。王学典认为，“让步政策”论本身即带有“左”的色彩。
“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在建国初期就被固 定为唯物史观的两个基本观点。在认同物质生产、民族矛盾、科学技术等因素为历史的重要内容之后，“历史创造者”的问题顺理成章地凸显出来。1979—1981年间，史学界相继对“奴隶们创造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劳动群众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这三个命题提出质疑。有学者提出，历史是整个人类创造的，脑力劳动者才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只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历史由“总的合力”所创造，而从未说过“奴隶创造历史”。1984年，黎澍对这一问题进行进一步申论，认为历史是所有人创造的，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既不符合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原意，也不符合历史事实。与此相应，“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的提法并不科学。黎文再次引发争论。反对者认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一贯思想，是唯物史观的一个根本原理。在阶级社会中，劳动人民作为一个整体，既是生产斗争的主体，又是阶级斗争的主体，是维持社会存在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因而是历史的主体，从这个意义上，仍然可以说他们是历史的主人。也有学者提出，人们固然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的作用并不是等同的，必须区分剥削阶级及 其代表人物与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中不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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