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美国学者保罗·柯文出版了《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1989 年该书中文版问世之后，“在中国发现历史”“受到许多国人赞赏或仿效”，“‘在中国发现历史’一语几成口头禅”。这一研究取向的口号式流行多少令人费解。首先，柯文自己多次表示，他预设的读者是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同行，而不是中国学者；相反，他担心中国学者由于不了解美国学术界的相关背景和惯用术语，可能无法理解这本书的论证方式和意义。其次，柯文的著作是对美国中国史学界已经出现的学术转向的总结，而不是对未来研究的指引。第三，中国学者本来身在中国，以中国为中心建构历史叙事理所当然，而且，如罗志田所指出， “这本是不少中国同人、尤其是 马克思主义史家长期贯彻的研究取向”。革命史叙事中的“两个过程”和“三大高潮”之间似乎存在某种程度的紧张，“三大高潮”实际上淡化处理了 19 世纪三个重大涉外 事件——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和甲午中日战争。 不过，“在中国发现历史”之所以像 “通货”一般流行，除了如批评者所说，这是中国学术界缺少自信、盲目崇西崇新所致之外，还存在其他原因。第一，中国史学在理论方法上缺乏本土资源。柯文本人即说： “中国史家，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者或非马克思主义者，在重建他们自己过去的历史时，在很大程度上一直依靠从西方借用来的词汇、概念和分析框架”，这使他无法“采用局中人创造的有力观点”。第二，这一研究取向对中国史学研究具有正面价值。近代以 来，崇西崇新在很长时间内占据压倒性优势，不但西方学者以外来眼光看中国，中国学者也普遍存在学者所批评的“不够中国”、自我“东方化”“他者化”的问题，提倡“从中国发现历史”，注重中国历史自身的脉络，而不是套用从西方历史中提炼的逻辑和概念，无论用意还是结果，都有值得肯定之处。
“中国中心观”传入中国、一语风行的同时，也受到各种批评。史学前辈刘大年 早在1990 年即加以评述，肯定“中国主线论（按：即中国中心观）批驳那种以为在近 代历史舞台上，西方扮演主动的角色，中国只扮演消极、被动的角色，以及批评殖民主 义观点的遗留，是正确的和有说服力的”，然而，如果认为“西方主线决定论”和“中国 主线决定论”“非此即彼，二者必居其一，必定使自己陷进泥坑里，无法自拔。说外国侵入不起决定作用，那等于说，中国是自己把自己变成了半殖民地，变成了被压迫民族的。不会有人听信如此荒唐无稽之言！说中国内部力量不起决定作用，那等于说，中国的民族独立是外部侵略势力开恩赐予的，而不是中国人民战胜了所有强大敌手后所 获得的。同样不会有人听信如此荒诞无稽之言！” 有多位学者从学术角度对“中国中心观”展开批评，如夏明方把“中国中心观”体现于中国近代史的内容归纳为“柯文三论”：在历史变化动力上的“去冲击论”，在历史变化方向上的“去近代论”，在历史变化 主体上的“去帝国主义论”。他认为，“中国中心观”通过一种看似超然的历史连续性把 人们习惯上理解的中国近代化过程消解于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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