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的近代史研究以宏观为特征，改革开放后则微观选题大受欢迎，以致学界常有“碎片化”之虞。《近代史研究》曾连续两期（2012 年第4、 5 期）发表12位中外学者的笔谈，就此展开讨论。大多数学者的看法是“碎片化”并未至严重程度，有的认为碎片研究还不够。但“碎片化”现象确实存在，其表现一是选题窄小，二是缺少与总体历史脉络的意义关联。读者对文史哲这类人文学科的总体性、普遍性判断和阐述抱有理所当然的期待，因为这些基础人文学科关系人类的共同命运，提出具有普遍性 的阐释，是这些学科存在的基本理由。
史学在本质上具有贯通性要求，决不能也决不会限于细节研究。即使以微观史研 究著称的学者同样高度强调“意义的联结”。《马丁• 盖尔归来》作者娜塔莉• 戴维斯说：“倘若一部微观史写得好的话，它应该是一部有着自身深厚内蕴的研究，但同时也会揭示出与在它之外的其他进程和事件的关联……比如，就马丁• 盖尔而论，没有了早期现代法国国家的司法体系和人们对于社会流动性的广泛期望，他的故事就没有了意义。”有历史学家担心，倘若马丁•盖尔和马丁•路德一样有名甚至更加有名，历史学一定出了什么问题。戴维斯的回答是：“我希望已经发生的改变是，人们在教马丁•路德们的时候，不再会不考虑到或涉及马丁• 盖尔们。”彭刚认为，如果把历史事实的 重要性界定为：特定人物和事件对后来人类生活面貌的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影响 所及地域的广狭和时间的长短等，那么，无疑可以说，马丁• 盖尔与马丁• 路德完全无 法相提并论。马丁• 路德是不可替代的，而马丁• 盖尔则是可以替代的。离开了前者， 我们无法理解和讲述宗教改革；而如若不是戴维斯发掘了马丁•盖尔，我们完全可以设想通过别的个案，达成对特定时段乡村生活方方面面的理解。
不过笔者认为，对“碎片化”问题，不妨抱一种开放的心态。首先，细节研究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如茅海建所说，“我们今天对许多历史事件有了新鲜的认识，有了恰当的把握，得出较为中肯的结论，似非为在观念或方法论上有大的突破，很可能只是明晰了其中一些关键性的历史细节”。其次，与任何行业一样，历史学的从业者也必是才有高下、学有厚薄，虽说“不想成为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但成为元帅显然是小概率事件。志高才大的学者不会满足于微观研究，而大量研究者终身也不可能建构独特的理论或进行宏观阐述，能解决具体问题，哪怕是一个小考证做得好，就是一个合格的甚至是优秀的史学工作者。再次，对于大多数史学从业者而言，重要的并不是选题更宏观，更不是生拉硬拽地进行“理论创新”，而是养成贯通的眼光，具备史学的常识，即“题目不妨专门，眼界必须通达”。除了这些理由之外，我们还应当相信学术共同体的自我完善功能。引起忧虑、展开讨论既是自我完善的期许，也是自我完善的行动。以笔者长期在学术期刊从业的经验来看，过分细碎的“无意义”之作，难于通过编辑部和同行评审而获得发表机会，相信学位论文和各种评价、评奖机制同样具备类似功能。而且，如果某一“碎片”光华耀目，若秦砖汉瓦唐三彩元青花，则即使仅剩断片残角，吉光片羽，弥足珍贵。总之，应提倡宏观研究、中观研究、微观研究的有机结合，多方位 多角度地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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