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致力于建立自主而包容的中国近代史学
理性地处理中外学术资源，是近代史学界面临的重要工作。中国近代史以中外冲突的鸦片战争为开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构成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之一。研究近代史应具有世界眼光，是很早便有的认识，不过早期的近代史主要研究中外关系史，认识也主要是从史料立论。陈寅恪说：“自海通以还，一切档案，牵涉海外，非由外交部向各国外交当局调阅不可。”陈垣说，近代史的研究“非杂采各国对远东之史料不能成中国史”。傅斯年说：“吾国最近百年来史料每在外国文籍中。”罗家伦说：“不知道他国材料，或是不能运用他国材料而写中国近代史，则一定使他的著作，发生一种不可补救的缺陷。” 民国时期，主流学者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学术潮流较少隔膜，也曾借用西方科学主义等方法治史，但此时欧美对中国的研究罕有涉及近代史，这一领域的学术影响呈现相互性。如蒋廷黻固然受到马士（1855—1934）中外关系史著作的影响，他的“现代化史观”对学生辈的费正清等人也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并在几十年后“出口转内销”。中国的革命史学曾受苏联影响，中苏关系交恶后，这种影响大为弱化。“文革”时期，中国基本与世界隔绝，对国外史学发展不关心，不交流，更不采借。
改革开放后，这种局面彻底改观。现在的中国近代史学界，无论观点、资料，还是 人员，都实现了便捷交流。学者指出，各种域外史学理论的“引进和借鉴，是改革开放 方针在历史学领域的实现。这些西方史学流派和研究方法的引进，对于中国史学家开 阔眼界，进一步认识历史的复杂性，开展多面性的史学研究是有帮助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外学术的引进和讨论，对于丰富中国近代史叙述，校正片面性，尤其对提高中国学者对理论建构的重视，都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弊病亦随之而来。一个时期，“与国外学术交流输入为主，自信缺失”，甚至“历史学的学位论文、学术论文和专著，动辄引用西方学者（哪怕是二三流学者）的论点展开自己的论述，而不再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论点，是新时期的一个特点，几乎形成了新的教条主义”。 这当然是没有道理的。西方学者有理论建构的传统和工具，有思辨的习惯，但他们也有明显的不足，如立场不同，视野有别；身处局外，难以感同身受；史料的完备和适当解读也 成问题。所以，决不能不加辨别地“拿来就用”。
中外学术交流的重要及存在的问题，已经引起近代史学界的高度关注。罗志田说：“今日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已成世界性的学问，中西史学对话的必要性与日俱增。对于西方史学的长处，要以开放的心态予以充分肯定并学习参考之；但首先要对其真正了解，没有了解谈何借鉴，更不足以言对话。”对话不但要有成熟的心态，更要有自 身的学术优势。如在经济史研究领域，中外学术对话一直显得比较成熟而有效。吴承明一再强调，“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任何伟大的经济学说，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会变成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而作为方法，它只能在一定的条件下应用。 李伯重非常重视国际学术潮流的变化，他说：“中国经济史学从萌芽到今天，一直受到国际学术潮流变化的重大影响，因此，不论我们主观愿望如何，我们都无法拒绝我国的经济史学正在国际化这一现实。事实上，只有主动地投入国际化，才能进入国际主流学术，从中汲取我们所需要的学术资源。”正因为有借鉴和批判的自觉，经济史在历史学各分支中开放性强，传承性好，成绩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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