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学术资料的整理出版
“文革”前的中国近代史学界，在整理出版近代史资料方面规模庞大，组织有序，作业严谨，学术价值至今仍广被认可。资料出版的盛况，表明近代史研究的学术性被学界普遍认可和尊重。许多马克思主义史家尽管高举理论旗帜，积极批判考据派史学，但他们内心仍认同论从史出的“史学纪律”，一有机会就会如范文澜“反对放空炮”，如翦伯赞坚持“历史主义”。资料整理工作（以及同样有深远影响的古籍点校工作）充分发挥了以考据为专长的史家的作用，是史学界团结合作的产物。这是“文革” 前近代史学界的一抹亮色。
对史料的重视可以近代史研究所为例，略加说明。近代史所的前身可以追溯到 1938 年 5 月 5 日在延安成立的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这个机构与生俱来的使命，就 是回答中国革命中的现实问题，为党的事业服务。但在1949年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 间内，该所的史料搜集整理工作卓有成效，研究工作却相形见绌。刘志琴在访谈中说， 1960年代初她在学部学术办公室工作，当时因“近代史所的研究成果太少”，她曾到所调研。据她回忆，这个有100 多位研究人员的研究所，有一年只发表了2 篇文章而且 没有什么社会反响。 所史资料显示这个数字有出入，实际情况是1959 年至1965 年 7 年间，全所发表文章数有5 年为8 篇， 1 年 6 篇， 1 年 9 篇，大多发表于《历史研究》， 可见发表并未少到只有2 篇，也不可能没有影响。但“少”的事实确实成立，而且与考古所、历史所、文学所比较都“少”。然而另一方面，近代史所在收集、整理史料方面却风生水起。建所初期，完成了文管会移交的重约15 吨以北洋政府时期史料为主的档 案资料的整理；成立了作为今天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前身的近代史所“南京史料整理处”；创办了刊载近代史文献档案史料的刊物《近代史资料》；选编了若干资料汇编。即使在“文革”时期研究工作全面瘫痪的情况下，近代史所仍派出人员广泛收集当时 的各种出版物，西至新疆喀什，北至黑龙江漠河，南至海南岛，各省、市、县的“文革小 报”该所大都有收藏。所以，“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确实是近代史所几代 学人的自觉追求。
近代史所或许有一定的特殊性，但从全国情况看，史料的搜集整理考订出版工作， 同样令人印象深刻。资料整理出版方面贡献尤其大者，为几种大型资料丛刊的编辑出 版。中国史学会还在筹备阶段，范文澜就提出了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计划，并立即付诸实施。从 1951 年起，陆续出版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回民起义》《捻 军》《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10 种专 题史料，加上 1978 年出版《第二次鸦片战争》，这 11 部由中国史学会编辑的专题资料 共 68 册，2 758 万字。同一时期还编辑出版了大量高质量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影 响较大的有4 种丛刊或丛编。一是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包括《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两种）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旧中国公债史资料》。二是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资料丛编”，包括《中国海关与滇缅问题》《中国海关与英德续借款》《中国海关与义和团》等。三是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单位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包括《北京瑞蚨祥》《上海民族橡胶工业》《上海市棉布商业》等。四是中国科学院上 海经济研究所等编的“上海资本主义典型企业史料”丛书，包括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荣 家企业、刘鸿生企业等典型企业建立、发展与改造的专题资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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