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点实际上是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一文所讨论的全部问题。他的建议是把1840—1919年之间的中国近代史划分为7个阶段：1940—1850、1951—1864、1864—1895、1895—1900、1901—1905、1905—1912、1912—1919。分期的依据是“用阶级斗争为标志”，围绕太平天国、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三次革命运动的高涨”叙述历史（后来概括为以“三次革命高潮”为主线的近代史书写）。胡绳的文章引起众多讨论，总共发表了近百篇文章 。以 1960 年“ 全国近代史研究和 教学人员共759人，其中高级人员97人，中级人员200人，初级人员462人”的近代史学人规模考量，学者的参与度可谓相当之高。
胡绳的分期标准是“阶级斗争”状况，这一观点得到戴逸、章开沅、荣孟源、王仁忱、姚薇元等人的认同。范文澜、孙守仁则主张以社会主要矛盾的性质变化为分期 标准。金冲及又提出应将社会经济和阶级斗争结合起来作为分期依据，他提出将近代史分为五个时期：1840—1864、1864—1894、1895—1900、1901—1914、1914— 1919，实际上他对社会经济变化状况更为关注。后两种观点将民族矛盾、社会经济（生产方式）引入分期标准，当时未能得到多数支持。在政治运动的不断强化下，“阶级斗争为纲”渐成集体意识，阶级斗争成为一切其他因素的“统帅”，主流意见认为民 族矛盾、社会经济均可整合于阶级斗争之下而不是与之并列。
胡绳首倡的“三次革命高潮”说成为中国近代史主流话语体系的核心，对近代史研究的影响既深且广。此后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和论著，大致以三次革命高潮为主线，以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维新、义和团、辛亥革命“八大事件”为中国近代史基本内容，形成排他性的叙述框架。随着阶级斗争观念的一路强化，三次革命高潮中的戊戌维新因“改良”而逐渐负面，辛亥革命亦因“不彻底性”而评价低落，只有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作为“反帝反封建”的标杆受到追捧。在这样的视域下，近代史研究内容萎缩，视野狭窄，观点僵化，弊端显而易见。
建国初期，近代史学界在很短时间内即确定了研究对象，提出了主线和主要内容，事后看，仍需要肯定其学术建构的魄力和意义。任何人看历史，都会有所侧重，“全面”的历史从来都不存在。革命者所看到的主要是革命的一面，而这一面正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面相之一。后来产生的弊端，主要应归因于现实政治对学术的影响和干预，立说者的本意何尝不是想在主要线索的主导下，将尽量多的史事纳入叙述之中。胡绳明 确提出“循此线索即可按照发展程序把各方面的历史现象根据其本身的逻辑而串连起 来”，如第一个时期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起义前，“在这时期的主要历史内容是鸦片 战争与‘五口通商’，广东人民的反英斗争，买办商人的出现，知识分子开始寻求有关 资本主义世界的知识”。可见在中外关系、人民反抗之外，也包括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内 容。而且，作者对近代史叙述体系的考虑中，还有纠正之前如范文澜所写中国近代史 采取类似“纪事本末体”体裁、只突出政治事件的缺点，认为他们的著作中“政治史的 内容占了极大的比重，而关于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的叙述分量很小，不能得到 适当的地位”。 这一批评与后来者对他本人的批评如出一辙。可见，倘若只允许一种 叙述，尤其是如果政治和学术没有边界，学术必然走向偏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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