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政治运动造成的伤害当然不能归咎于马克思主义，恰恰相反，这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恶果。但是，这些运动都是在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进行的，史学批判的对象都被认为是“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的对立面。在如此政治高压下，接受或至少表面上接受唯物史观成为史学家的不二选择。
第三，新旧史家有相当程度的学术共识。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对史料的重视上。有学者把马克思主义史家称为“史观派”，把职业史家称为“史料派”，这一划分有一定道 理，但无论哪类史家都有史观，而二者对史料的态度也颇有共识。在中国悠久的史学传承中，“致用”和“求真”各成传统，相辅相成。史学固然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春秋大义和资治通鉴，秉笔直书乃至不惜献出生命的“太史简、董孤笔”则是史官的人格象征。重视史实考辨的学术传统到清代的乾嘉学派达到高峰，其精致方法和高超技术让后辈高山仰止。近代以来，西方科学史学传入中国，与中国史学传统相互接引，对史料尤其是一手资料的要求成为史学首要的“学术纪律”。胡 适说“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罗家伦认为“历史研究法只是史料研究法”，提倡“和猎狗似的去寻材料”，认为如果不先编订“各部分的史料丛书几百种”而贸然着手近代史著述，则将如“建筑华厦于流沙之上，或是用纸壳子来糊成房子，风雨一来，全部崩溃”。傅斯年则提出口号式的“史学即是史料学”，“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论者认为，这种以校勘、训诂为本的文献材料整理术和以内外考证为主的史料审定术甚至对及时引进国外新史学方法形成了阻碍。
革命史家中的领军人物原是旧史学的翘楚。郭沫若是大名鼎鼎的“甲骨四堂”之 一；范文澜受过严格的经学训练，年轻时身与“整理国故运动”，作为革命史家，他给近代史所留下的主要精神遗产却是传统意味浓重的“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刘大年最后的长篇大论是《论近代经学》。这些革命史家具有良好的史学专业训 练，熟练掌握治史方法，在革命年代，他们首先是革命者，经常需要“借史说事”，类比和影射是他们的斗争方式，因而其历史叙述不能充分客观持平。对此，革命史家在建国初期有所反思，并做了一定程度的修正。范文澜在修订《中国通史简编》的过程中，严格检查了原版中的简单比附、借古说今的非历史主义倾向，对统治阶级不再一概骂 倒，而是实事求是地肯定了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做出的贡献。翦伯赞在抗战期间写了大量影射、抨击国民党的文章，他反思道：“这样以古喻今的办法，不但不能帮助人们对现实政治的理解，而是相反地模糊了人们对现实政治的认识。” 由此可见，革命史家同样有学术化的自我期待和要求。
职业史家向唯物史观的靠拢和革命史家对“理论先行”“目的第一”有所反思，当然谈不上“相向而行”，但确实表明二者在历史学的基本要求方面存在相当的共识。这也是主张史学研究应“实事求是”的“历史主义”经受多年批判，仍不能彻底“批倒批臭”的原因，是“史论关系”长期争而未决的原因，也是“文革”结束后史学界得以快速 “拨乱反正”的内在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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