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迅速而全面地确立主导地位，有多方面的原因。
第一，唯物史观本身的学术价值。马克思主义是产生于西方历史脉络中的进步思想，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经济因素的强调，对普通民众的同情，对草根英雄的崇敬，对阶级斗争的揭示，引领了19世纪的时代主潮，对后世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包括年鉴学派）产生了巨大影响。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史学研究，真正开始校正梁启超在《新史学》中痛批的“中国之旧史”之“四蔽”：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德里克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比其时任何一种历史理论更甚地将社会置于历史研究的中心，并断定那些与经济活动最直接相关的社会要素的逻辑优先性。这种历史观的结果是：产生了一种与此前历史观根本不同的对历史现象与历史变革动力的相互关系的看法”。所以，“尽管这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学术上存在着应受责难的瑕疵，尽管他们经常是在粗糙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但是他们对于中国史学研究的贡献却是持久的”。 正因如此，加之对新政权作风和施政的总体认可，建国初期职业史家接受唯物史观之心态虽然不 一，但并非完全出于被动无奈，这是可以肯定的。
第二，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强制。以马克思主义占领史学阵地不但不是一道多选题，这道单选题还需要立即交出答卷，不存在犹豫彷徨的空间。1949年之后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多数是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史学界自然不能例外。对各种运动做一个大致梳理，便可看出其密集性与压力的与日俱增：1950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运动；1951—19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4—1955年，从批判俞平 伯《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观点，转向声势浩大的批判胡适运动；1957年，反右运动；1958年，“拔白旗、插红旗”的“史学革命”运动；1959 年，反右倾运动；1960 年，批 判尚钺“修正主义史学思想”运动；1962年，以批判小说《刘志丹》拉开思想文化领域 大批判的序幕，以呼应“阶级立场年年讲，月月讲” ；1963年后，批判“历史主义”，1965年“历史主义”被扣上“资产阶级历史主义”帽子，1966年初升级为“反动的资产阶级史学思想”，进入“文革”后则指其“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作舆论准备”，“历史主义” 的代表人物翦伯赞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这期间也曾出现过三次短暂的舒缓： 1956年提出的“双百方针”，号召知识分子“向现代科学进军”；1959年反思“史学革命”，作出若干修正；1961年重申“双百方针”，提倡“三不主义”。 只可惜这三次纠偏 时间太短，效果有限。历史问题的争论仍陷于“翻烧饼”式的重复，对学术建设未起到积极作用。1977年以前的总趋势是，史学研究与现实政治形成直接对应；“阶级斗争 一路强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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