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只能保证我们的今天，科技能保证我们的明天，只有教育才能确保我们的后天。 ”
本报记者崔克亮实习生杨召奎
第九、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祖籍湖南湘乡，1935年6月出生于北平一个书香门第之家。其父成舍我为我国杰出的一代报人，其母肖宗让是留法归国的知识女性。作为五姐弟中唯一的男孩，成思危备受家人关爱，父母对他的学习也格外关注，因此，他从小就受到了浓厚文化氛围的熏陶。
成思危虽然没在湖南生活过，但他却继承了湖南人的性格，骨子里有股倔劲，身处逆境时不沉沦，处顺境时不懈怠，几十年如一日践行着父亲送给他的四个字——“自强不息”。他也继承了作为报人的父亲的脾气秉性，敢讲话，说真话，以实际行动践行着“慷慨陈词岂能皆如人意，鞠躬尽瘁但求无愧于心”的人生格言。
成思危的一生经历了三次转折，“第一次，16岁离开家门，奠定了我走上报国道路；第二次，46岁去美国学管理，彻底转变了我的专业方向；第三次，孙起孟老先生动员我参加民建，从此走上了从政的道路。 ”人生的三次转折，见证了他成长的心路历程，而第三次转折，也使他从一名学者走向了政坛并成为国家领导人。
成思危也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在经济领域建树颇著，被誉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他还牵头组织了关于资本市场建设、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农村金融改革等方面的课题研究。1997年以来，他一直致力于运用复杂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的改革与发展问题，努力探索及阐明虚拟经济的特点与发展规律，并积极研究和推动风险投资在中国的发展。现在的成思危更愿意被人称作“成教授”，以学者的身份洞察全国乃至全球经济大势。
近日，成思危先生在其民建中央机关的办公室里接受了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的专访。坐在记者面前的成思危先生已是年近八旬的长者，但他依然精神矍铄，平和的眼神里闪烁着睿智的光芒。在与记者的交流中，成思危先生思路敏捷，侃侃而谈，将自己求学治学的艰辛经历娓娓道来。而高悬于他办公室墙壁上的条幅——“多研究，少开口；多学习，少应酬；多办事，少出头；多协商，少独谋”，则彰明较著地显现了他的为人、为学和为官之道。
回到内地，是理想付诸实践的第一步
中国经济时报：1951年7月，您孑然一身从香港赴内地发展。可以说，这一决定影响了您的一生。可那时您才16岁，哪来那么大的觉悟和勇气呢？
成思危：你们没有生活在那个时代，可能不容易懂得那个大时代。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货币每天贬值，加上美国大兵性侵北大女学生事件，人们对国民党政权早已心存不满。1948年底，我随父亲举家搬迁到香港后，就读于左派学校，深受巴金、茅盾等左翼作家的影响，后来我就秘密参加了当时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那时，我开始接触到苏联小说，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