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几岁接触到节气对“农耕文化”的影响，从《易经》概念看，节气只是一个小单位。就像古人说《易经》，“易与天地准”，只要天地存在，这个大的时空模型就存在。《易经》的四象状态，就是一个时空图景，个人、家国、天下，就是东南西北、春夏秋冬。我们把世界一分为四，时间就是春夏秋冬，空间就是东西南北。时间是不均匀的，一年四季的时间含义不同；空间也是不均匀的，高山河流的地貌不同，方位和能量也不均匀。比如：东方的能量相当于春天，南方是夏天，西方是秋天，北方是冬天。
这种四分法是共通的。就像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哲人提黄金、白银、青铜、黑铁时代；文艺复兴以来康德、马克思、斯宾格勒、汤因比等人把人类文化分为少年、青年、中年、老年；包括印度人的成、住、坏、空，这些划分和春夏秋冬其实没什么差别。
所以我在《易经》里看到一个大时间，它是一个世界图景。全球化其实是超越时空限制的，中国人和外国人与时空的关系是共通的。我们不仅仅是中国人，也是东方人，同时享有西方人的成果智慧。我们不只讲仁爱、讲感恩，也要讲正义、讲逻辑。
其实中国人应该有自豪感。因为中国处于世界的东方，属于时间的春天阶段，一元复始，生生之大德，中国人繁殖力、生命力都是罕见的。中国人幸运地处在时间和空间的一致性阶段，当人类的精神从春天出发的时候，中国人恰好在春天状态。中国人先学的是春天的文化，例如以孔子为代表的仁爱的东西；成长后接受夏天的文化，如印度文化、佛法；近几百年接受西方的秋天文化。反过来，西方人可能太理性了，他们要往东走，要去春天，回到人类的童年阶段。
但春天又是一个“初生”阶段。为什么我总说中国人是“类人孩”？因为缺乏西方意义上的成年人格和公民责任。所以我们被称为“子民”，被大家长统治。再比如，都说中国人不讲逻辑。其实逻辑的时空方位是西方（秋天），但中国人讲抒情、讲诗歌、讲直觉，这个是在东方的。辩证思维在南方，两世思维（对于中国人最陌生的）在北方。一个人一辈子都会经历这四个思维：我们小时候是东方人的思维，善于抒情，直觉力强；到了40岁左右，逻辑性会增强；到了晚年，很多人贪生怕死，但也有人想早死早投胎，这就是两世思维。
整个人类精神也受制于这种时空的演进。《易经》中说“帝出乎震”，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之间，北半球北纬30度附近（即中国先天易的震卦区），不约而同出现了老子、孔子、释子、苏格拉底等“天才儿童”，这些轴心时代巨子的思考至今仍给我们启示。
也有人说我研易“走火入魔”了，说老余“妖”了。
因为对卦爻辞的熟悉，我只要知道一个人的出生时间，便能随口讲出其性格特点和生活遭遇。有人就认为我研易“走火入魔”了。特别是听说我写了《大时间》，也有朋友开玩笑，说老余“妖了”。我只能说通过朋友的行为给他做预判，这是两种思维方式的冲撞：他认为自己是科学主义、理性思维，把我判定为占卜式的、不可知的、宿命论的东西。他没有意识到这本质上是人类文明的一个直觉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