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史家的研究动机主要是专业诉求和知识兴趣，他们在知名大学和研究机构任职，研究方法注重实证。但这并不意味着职业史家没有现实关怀，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是否接受唯物史观也不是划分新旧史家的标准——有些并不属于革命阵营的史家，也接受或部分接受唯物史观并运用于研究工作。
经过持续不断的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到1960年代初，这两部分史学家已经比较充分地融合在一起，1949年前后进入近代史领域的年轻学者也成长起来。1961年，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曾经整理过一份《关于近代史研究机构、人员、出版和学术活动的材料》，为我们分析“文革”前中国近代史学界基本状况提供了重要参考。
这份材料分析了“目前近代史研究人员的状况”，将相关学者分为资深学者和年轻学者。“资深学者”指“从事研究工作时间较长，有一定成就”的学者，列出 20 人名单。 这 20 人又分为两类，一类为“解放前即已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近代史，出版有专门著述的”，包括陈伯达、胡乔木、范文澜、田家英、胡绳、黎澍、刘大年、何干之、叶蠖生、李新、胡华、廖盖隆，共12人；一类为“解放前在国民党统治区研究近代史有专门、目前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继续进行研究工作的”，有邵循正、罗尔纲、严中平、李平心、谢兴尧、蔡尚思、陈锡琪、王栻 8 人。
前一类的12个人全部是中共党员。1949年前，除胡绳、黎澍两人一直在国统区 活动之外，其余全部在延安或周边根据地工作。名单中的陈伯达、胡乔木和田家英长 期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他们的著作有些可以纳入史学范畴（如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但基本属于政论性作品；在1960年代当时，难以把他们归为史家。后一类的8个人，1949年后的研究在选题和指导思想上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其中蔡尚思1953年加入中共，罗尔纲1958年入党，李平心曾于1927年入党，1930年失去组织关系。他于1933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和1940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史初编》，被认为是用唯物史观阐述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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