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思危：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性，我在世新大学55周年校庆时讲过，在中国政法大学60周年校庆时讲过，在其他场合也讲过。自从孙中山先生1894年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以来，已经100多年了。在这100多年里，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确实是取得了不少成就、不少进步，但是离振兴中华的目标还差得很远。振兴中华靠什么？有人说靠经济，有人说靠科技，我说最根本的还是要靠教育。
前一段时间，有一些国际组织，包括中国国内有一些学者，也在说中国GDP在2025年或者2030年就能赶上美国。要我说，这个GDP总量赶上美国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因为我们人均GDP比人家要低得多。就算人均GDP赶上，也不能说明我们真正赶上，只有我们全民的思想、道德、文化、科技水平真正赶上他们的平均水平，才值得我们自豪。我们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数能够跟我们的人口数量相适应，我们才能算真正赶上。
这样一比较，我们还任重道远，可能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现在就应该对教育给予充分的重视。教育的目的就是两个：一个是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水平；第二个就是培养有创新能力的人才。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与丹麦科技创新部、丹麦高校联盟联合成立了中丹科教中心，中科院院长白春礼是中方主席，我是成员。我去年专门到丹麦和芬兰考察了一下它们的教育和创新，有很深的体会。芬兰的教育投入占GDP的7．8％，而且，丹麦高校对丹麦和欧盟的所有学生都不收费，只对亚洲学生收费。芬兰的大学去年对亚洲学生还不收费，所以，在芬兰念书一年有五万元的生活费就够了。这说明它们确实重视教育。
它们也重视创新。芬兰只有540万人口，它们没有别的资源，只有森林，原来就是靠砍树做木浆来发展的，后来转向依靠创新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大家知道，诺基亚就是芬兰的名牌（尽管它现已被收购），Linux这个操作系统也是芬兰人搞出来的。一个只有540万人口的国家能搞出很多创新，是不容易的。
由此可见，只有加强教育和科研创新，我们才能够真正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比较强盛。我多次说过，经济只能管我们的今天，科技可以管我们的明天，但只有教育才能保证我们的后天。所以，投资教育就是投资我们的未来。
立法决策的科学性、公正性和渐进性
中国经济时报：您曾以一个民主党派领袖和专家学者身份担任国家领导人，参与过国家许多方面（尤其是经济和科技领域）的重大决策。您如何看待人大工作？能否举例谈谈全国人大是如何就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进行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的？
成思危：我觉得人大工作确实是非常重要。首先，我国宪法规定人大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人大工作确实对国家的长治久安和长远发展特别重要。人大最主要的工作是立法和监督两个方面。我到人大后，最深刻的体会就是要依法办事。一方面要遵守实体法，同时要遵守程序法。我第一次参加委员长会议就感觉与其他部门不一样，它的议程非常明确，而且所议的事都是要按照一定的程序一步一步做，一点不能违反。人大的监督工作有一个鲜明特色，那就是人大和“一府两院”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作，根本利益是一致的。由于各自的分工、职责等不同，就需要形成一定的制约。所以，人大对“一府两院”的监督，既是制约，又是支持。我们一定要树立这样的概念，搞清这个根本前提。对“一府两院”的工作，我们通过监督发现问题，提出意见，帮助改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