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因为拍电影，我常来中国。我观察到的是，现在的中国人非常渴望对本国文化有更深的了解。前几年，纪录片受到的限制比较多，现在情况好多了，越来越多的纪录片开始关注中国社会，揭露或发现一些问题。这些行为的受益人，就是中国观众。
南方周末：你觉得东西方在制作纪录片的时候有什么不同？
克拉克：我曾受中方的邀请来拍片。他们让我“撰稿”一部纪录片。我不能“写”一个纪录片，电影是一种视觉媒介，人们最先看到的是图像，文字要服从图像。如果按照这种思路拍片，影片会更带感情，而不是训导式的，看一部电影好像听一堂课一样。影片不应该“告诉你们该怎么想”，应该尊重观众的自主性，让他们有自己思考的空间。
我看到，中国纪录片的教育性太强，缺乏情感。影片在情感上抓住了观众，他们自然会跟着走。
克拉克采访过连环杀人犯、恐怖主义分子，总能获得他们的信任，他认为这是因为他很好聊天，并且长得没有威胁性。 （南方周末记者李邑兰/图）
如果要植入广告宁可不拍
南方周末：你曾说过你不喜欢维纳·赫尔佐格（德国纪录片导演）的电影，但他善于选择好的主题。什么样的主题是好主题？你怎样选择纪录片的主题？
克拉克：赫尔佐格是我的好朋友，他听到我那么说很不开心。但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导演，非常擅长选取纪录片的主题。他之前拍过一个故事，讲一个男人在熊群之间生活，最后被熊吃了。冲击力非常强。
我可以谈谈“住在6号公寓的女人”爱丽丝的故事。我一开始是不想拍的，因为之前我拍了《天堂的囚徒》，也是关于纳粹大屠杀的故事，那部片子得到了奥斯卡提名，观众反响也很好。但是拍这种片子太沉重了，所以我听说爱丽丝是大屠杀的幸存者，就拒绝了。我不想再接触类似的题材。僵持了9个月。后来我去伦敦，爱丽丝老太太也在那，所以我就去见见她。我和她独处了30分钟左右，觉得这是个好故事。爱丽丝一百多岁了，她聪明风趣，对一个电影工作者来说，简直就是一座金矿，所以我马上决定拍这部电影。
电影人对好故事有本能的直觉。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要让观众感兴趣，这种以观众为导向的意识，（在选择拍摄题材的时候）要贯穿始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