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全地方税体系至关重要。当前中国经济的两大风险点是房地产和地方债，其背后深层次的矛盾根源皆为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
盛会之后，新的周期拉开帷幕。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近日在由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举办的“SAIF金融论坛·北京站”活动上发表演讲，阐述他本人对十九大报告的体会。
徐忠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对宏观政策、财税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等经济问题的认识越来越深入，而十九大报告很好地继承了这些思想，并给予了总结和提炼。比如，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并搭建了财税和金融改革的框架，以及形成全面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他指出，政府通过反腐、扶贫和环境执法为改革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十九大又将有能力有担当的干部放到了合适的岗位，未来改革的前景是光明的。
“健全地方税体系是关键”
2016年5月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四次会议提出，要加快财政金融等领域的基础性改革。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主要的宏观调控手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必须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十九大报告则进一步明确了财税制度改革的方向，提出要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绩效管理。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
徐忠特别强调，健全地方税体系至关重要。当前中国经济的两大风险点是房地产和地方债，其背后深层次的矛盾根源皆为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他认为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问题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妥善地处理这一问题是化解房地产和地方债两大风险源的前提。
“金融改革框架已建立”
谈及金融改革，徐忠认为其思路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是一脉相承延续至今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完善金融市场体系。今年7月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的三项任务是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和深化金融改革。
十九大报告则提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中国要建立怎样的现代金融体系，十九大报告已经给出了明确的框架，接下来就是怎么干的问题了。”徐忠认为，“当然，也有评论认为改革已进入了攻坚期，容易的都改完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但我对十九大之后财税金融领域改革的顺利推动很有信心。我们通过反腐、扶贫和环境执法已经创造了稳定的社会环境，通过十九大又把能干、有担当的干部放到了合适的位置，所以我相信往后的改革可以顺利推进。”
“从供给侧理解宏观政策”
徐忠认为，过去宏观政策侧重需求侧，但目前宏观政策的落脚点在供给侧，这一认识也是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断加深的。2014年前后中央提出了“三期叠加”的判断，即中国经济处于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
2014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新常态”这一理念，并系统阐述了“新常态”的九大特征，而随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则是对“新常态”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不在需求侧，而在于人口红利已经消失，全要素生产率下降，要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就必须在供给侧做文章，以改革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徐忠指出。
从供给侧出发，理解宏观政策就会顺畅很多。徐忠认为，十九大报告事实上淡化了GDP，特别强调了质量、效益和新动能三位一体，同时处理好产能过剩问题，使僵尸企业退出市场。具体到货币政策，就是要避免以往大水漫灌的方式，管住流动性这个总闸门，继续实行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
不仅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发生了变化，政策的落地方式也实现了转变。过去执行一项政策也是从需求侧出发的，地方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实行有选择性的财政政策，花钱在各个项目上，促进投资的增长，进而拉动地方经济。
而往后政策的落脚点，是要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通过扩大市场准入和保护产权，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这才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
此外，还应看到中国的大国效应正在逐步显现，政策应该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领域倾斜，比如公共服务等领域。
“中国目前更有条件双向开放”
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徐忠的体会是，中国目前比以往更有条件双向开放，对这一问题的理解要放在全球视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民粹主义抬头，也出现了逆全球化的现象。但自去年开始，全球经济复苏，而经济的回暖会遏制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
中国目前正处在对外开放的机遇期，引领着全球化。2001年加入WTO后，中国的各个领域向外资开放，发现其带来的冲击并没有当初预想的大，金融业就是典型的例子。通过对外开放，中国的金融机构反而提升了自身的竞争力。
“我们一定要避免民粹主义的思想。比如针对会计和税收等金融业的配套行业，不能过多地强调中国特色，因为这些配套行业对金融业效率的提升至关重要。”
徐忠指出，“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的思想之所以会抬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贫富差距，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调扶贫和全球建成小康社会，金融业也要探索普惠金融。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有利的时间窗口，推动一些重点领域的改革，比如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将上海自贸区升级为自由贸易港、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改革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