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博忆潘德列茨基：音乐应当是浪漫主义的

这个疫情肆虐、全世界人民通过隔离回到中世纪、不断出现音乐家们感染病毒的三月最后的星期天，是“贝多芬协会·复活节音乐会”原定的开幕式音乐会的日子。当然，音乐会因为疫情已经提前被取消。

已经许久没有机会走进音乐厅的人们，恐怕需要先接受一个和疫情并不正相关的重大事实，然后从中发现这一事件与疫情所共有的fin du siècle特质。人们看到了克日什托夫·潘德列茨基先生去世的消息。

Krzysztof Penderecki 23.11.1933—29.03.2020

面对这一噩耗，我当然很难像几年前评述布列兹之死那样拿出一种冷静而客观的视角，甚至在三天前我还在家用聆听贝多芬弦乐四重奏的方式纪念了贝多芬，昨天通过听《霍万兴那》纪念了穆索尔斯基。可今天，至今没有打开过音响，也没有让自己听到过什么音符。毕竟，潘德列茨基先生是那些作曲大师中，我唯一与之有过亲密交往并给予我帮助的人。毕竟，我在他的庄园内完成过自己的两部作品。

此时，我脑海中又回忆起了那些鲜活的场景，那些永远只能成为记忆的瞬间。

还记得第一次与大师邂逅，是在2012年9月23日“华沙之秋”的音乐会上。那天的音乐会在开始之前，还为一位音乐学家举行了默哀仪式。但那场音乐会后，大师急匆匆地回了克拉科夫，我真正有机会与大师坐下来交谈，是在2013年10月9日下午的北京。

应当承认，彼时，我具有人在第一次见到自己偶像时的某种心态。想说的太多，却不知道从何说起。经过短暂的有关音乐的一番讨论，大师就聊到了自己最近的创作，说到他正在写作的《竖琴协奏曲》。还说，对于竖琴这件乐器，他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东西。通过竖琴，我们又聊到了吉纳斯特拉。我如同每一个年轻作曲家一样，拿了一两份自己的总谱放在了大师面前。我当然没指望他会认真地看，也认同这仅仅是每个年轻作曲家都必然要经历的某种仪式。其作为仪式的意义，可能远大于实际意义。况且，我觉得只要我没有得到对我谱纸或装订的夸奖，应该就算胜利。

但令我多少没有想到的是，老人家看了乐谱之后，对我说了一句：我们认识得恐怕有点晚，我觉得我们还可以有更多的话聊。这令我着实很兴奋，也开始对未来抱有某种期待。

一周之后，我在保利剧院听到了他的为小提琴、中提琴与乐队的双协奏曲在中国的首演。关于作品最后的那段帕萨卡利亚，我说，这种半音化似乎包含某种悲剧性的特质。他告诉我，这是斯拉夫性。

在此后的几次有关音乐的讨论中，我也深切地体会到了传说中他谈论音乐的那种随性。在2013年谈到有关竖琴的作品时，他说他不认为帕努夫尼克为竖琴、长笛和弦乐队所作的《交响协奏曲》是一部成功的作品。但在两年后，他又说，帕努夫尼克对于大型作品的控制能力，在某些方面甚至比鲁托斯瓦夫斯基要好。他一方面反对波兰官方过度强调肖邦的波兰性，另一方面又承认波兰作曲家的优点恰恰在于其音乐中具有某种斯拉夫式的忧郁。

让我记忆最深刻的是，当我问及“有人称您为新浪漫主义者，您怎么看？”他回答：音乐应当是浪漫主义的。两年之后，大师还用另一种方式让我感受了一次他所谓的浪漫主义。

那是2015年12月11日的音乐会后，那晚恰逢我的圆号协奏曲在华沙首演，同一场音乐会上，他也指挥了自己的作品和德沃夏克的第七交响曲。音乐会后，大家照例来到餐厅，当被问及是否要wódka时，他饶有兴致“Why not?”。出了餐厅，他似乎并没有尽兴，说要到附近的酒吧继续喝。于是，我们一行人真的在那个极度寒冷的华沙冬夜，来到了某家挤满了年轻人的酒吧。服务员表示里面已经没有位置了，于是大师在酒吧外的露天寒风中又喝了一杯。在餐厅的时候，潘德列茨基夫人就跟大家说：“你们不能让他这样下去。上次在圣彼得堡，他一个人喝的量超过了在场的所有俄罗斯音乐家。后来，有人小声地提醒，我们这里对于公共场合的饮酒量有规定，大师已经超量了……”这恐怕就是另一种斯拉夫式的浪漫主义吧。

当然，与大师度过的最温暖的时光，莫过于2015年的那个圣诞节。那一年冬天，我与姐姐受潘德列茨基夫妇的邀请，在华沙的音乐会后，前往位于鲁兹瓦维采的潘德列茨基欧洲音乐中心，参加了他们五十周年结婚纪念日的庆典音乐会，并在音乐会上与华沙爱乐乐团首席Maria Machowska演奏了大师的《第一小提琴奏鸣曲》和席曼诺夫斯基的《罗克珊娜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