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存在所谓的“最优金融监管模式”，符合实际、管用即可。更进一步说，我们现在讨论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表面上是在“体制模式”上打转转，其实是在“机构设置”上打转转，把体制简单地理解为机构设置。
唐双宁：金融监管改革不要在机构设置上打转
现在都在热议金融监管体制问题。所谓金融监管，就是国家金融监管当局以防范风险为目的，以法律法规为依据，对金融机构、金融业务以及相关当事人进行监督管理的行为。
按这个定义，1983年以前我国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金融监管。1983年9月，国务院决定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负责金融管理、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由此我国形成“二元银行”体系，人民银行开始履行金融监管职能。1992年成立国务院证券委和作为证券委监管执行机构的证监会，对证券市场进行监管。1998年，证券委与证监会合并组成正部级事业单位，统一监管证券期货业；同年成立保监会，统一监管保险业。2003年成立银监会，统一监管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业务。综上所述，1983年以后，我国金融监管先后实行过“一行模式”、“一行一会模式”、“一行两会模式”和现在的“一行三会模式”。
而现行监管模式下，既存在“一行三会”都不管的真空地带，比如金融控股公司；又存在“一行三会”都在管的交叉领域，比如资产管理业务；也存在各管一段的领域，比如网络金融；还存在由非金融管理部门管理的行业，比如由商务部门监管的典当行、融资租赁公司。为加强监管协调，“一行三会”还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和监管协调机制。
从国外情况看，金融监管模式也是五花八门，并且不断修补，力求符合本国实际。以美国为例，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对金融监管架构进行了改革，目前在联邦层面有美联储、货币监理署、证监会、联邦保险办公室、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等监管机构，在州层面有各州的银行、证券和保险监管机构，形成了既有联邦监管机构、又有州监管机构的“双线多头”共管模式。
目前，从我国金融监管机构设置上看，选择无非是一行模式和一行N会模式，一行N会模式还可细分为五种：一行一会甲模式（央行+金监会）、一行一会乙模式（央行+证监会）、一行两会模式（央行+金监会+证监会）、一行三会模式（现行模式）和一行四会模式（另成立“三会”职能以外的对其它金融机构和业务进行监管的部门）。
“一行模式”的好处是效率高，不用几个部门协调，央行既管货币政策又管监管，实在不行可以直接拿钱；问题是监管任务重，容易顾此失彼，力度受影响。“一行N会”模式的好处是专业分工细致，监管力度大；问题是效率受影响。
有人会说，实行“一行模式”的时候中国金融业比较简单。其实稍懂历史的人都知道，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情况一点也不简单，要不然为什么当时要“治理整顿”？为什么央行要提出“职能转换”把工作重点转到监管上来呢？
如此说来，不存在所谓的“最优金融监管模式”，符合实际、管用即可。更进一步说，我们现在讨论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表面上是在“体制模式”上打转转，其实是在“机构设置”上打转转，把体制简单地理解为机构设置。
实际上，“体制”的完整定义应当是“能够调动人的积极性的机构、制度与技术安排之总和”。任何体制模式，都离不开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考虑监管体制不能忽视“人”的作用。去年我曾提出“人本经济学”的概念，意在强调人的因素。既然没有最好的模式，就要选“最合适的人”。人与体制搭配得好，就是最好的模式。也可以我们现在对国企的股权管理模式为例。目前国企管理大体可以分为实体国企的“国资委模式”和金融国企的“混合模式”（财政部、中投等）。哪种模式更好？很难下定论。同一模式下，因人的不同而效果大异的情况并不鲜见。
同样，金融机构经营管理又何尝不是如此？我实在不好说光大集团的例子。这十年来，光大集团的经营管理模式和针对光大的监管模式并未改变，但由于班子的调整和党建工作的加强，实现了由资不抵债、濒临破产到世界500强的飞跃。
当然，光大的例子我认为也可能是哲学意义上的“否极泰来”或“物极必反”，到了该发生变化的时候了。我在2015年光大重组改革完成后曾正式明确“四点共识”，其中第一条就是“光大取得的成果是几代光大人的共同努力”。这个不是“装样子”，确实是心里话，因为有前人的探索，才有后人对道路再选择的机遇。所有人都不容易，都做出了贡献。但这也说明，经营好一个企业既要靠体制也要靠人。金融企业经营管理是这样，金融监管不也是这样吗？我今天说这个话，目的是建议监管改革不要仅仅在机构设置上打转转，还要考虑体制因素，人的因素，人的主动性、能动性、创造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