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秋冬季节将近，又到了抑郁症、双相情感障碍等精神疾病高发时段。
神经内科病区“一号难求”
南京仁康神经内科研究院首席专家胡长海主任说，上世纪80年代，全国抑郁症患病率约0.82‰，而如今高达4%-8%。南京市疾控中心曾对部分初三和高三年级学生进行流调，发现有抑郁情绪的比例高达14%和17%。抑郁症有明显遗传性，且易受家庭环境影响，年龄越大躯体疾病越多，继发抑郁症比例越高，严重者须到医院接受正规治疗。
“目前仍有许多人不太重视抑郁症的危害，以为抑郁症不是病，只是一时想不开、劝劝就好，其实抑郁症危害非常大，必须得治，”胡长海说，抑郁症发病人群多，因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在所有疾病中仅次于心脑血管疾病。其病因并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生物、心理与社会环境诸多方面因素参与发病过程，与高压生活环境和工作不开心等有关。
多重压力下 中年白领频“中招”
一般按国际疾病分类标准进行统计，全国有15%左右人患有精神疾病。截至去年底，全国登记在册患者429.7万例。南京仁康神经内科研究院的接诊患者以每年15%的速度增加。目前精神病已进入南京居民死亡病因前十位。
20年前，精神疾病患者多为冲动、暴力为主的“武疯子”，现在以白领、高学历为主的40岁社会精英阶层频频“中招”。同时青少年群体面对升学、就业等多重压力，其发病率也不容忽视。
精神病患者往往都缺少最基本的尊严
“我们这些精神疾病患者面临着极大的耻辱和歧视。一旦被加上精神疾病患者的标签，我们便会遭到社会剥夺--丧失工作、丧失社会信誉并与家庭和社会隔绝。”(一位精神病患者陈述)
“你若有精神疾患，就好比一把双刃剑。你被贴上了标签。在家中你有个标签，在制度里你也被加了标签，所以不会给你多少尊严。”
我们认为精神疾病患者至少应该享有以下与常人无异的尊严：
不受暴力和虐待
不受歧视
享有自主权和自决权
能够融入家庭、社区生活
能够参与决策
高压低薪 精神科医生任重道远
与此同时，精神病专科医生数量并没有随病人增加而增加。该院医学失眠学科杨炳如主任告诉记者，十多年前，该院专注于科研，限额对外接诊，医生专家有10多人，现在开放接诊也还是这么多，门诊量却翻了好几倍，接诊时都没空喝水上厕所，因为年轻的医生都不愿来精神科。目前，全国只有2万名注册精神科医生，平均每十万人群只有1.5名精神专科医生，而欧美发达国家这一比例是6-7名。这就导致专业的精神科医生一号难求，很多患者托人买号也很难买的到。为了更好的诊疗质量，南京仁康神经内科研究院不得不限制了每天的号源。
而一个更严酷的现实依旧摆在精神科医生的面前，与精神科医生的高压力相比，是他们的低收入，大约只有综合性大医院收入的一半左右;其次从业压力大、环境恶劣，几乎所有医生都曾遭遇过病人的暴力袭击;此外，精神病患者在社会上普遍受歧视，精神科医生职业荣誉感不强、社会认可度低。随着国家对精神公共卫生领域的重视程度增加，目前这一状况逐步好转，但过程还较漫长。
救助服务体系亟待完善
精神卫生问题作为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事关广大人民群众身心健康和社会稳定。专家称，很多公众对精神障碍患者有歧视和偏见，导致精神障碍患者家庭有强烈的病耻感，不敢和别人诉说，不愿及时去专科医院接受治疗。
记者曾在南京一社区采访一户精神病患者家庭：丈夫是轻度精神病患者，常年服药，稍正常时还外出开车拉客补贴家用，儿子精神也有些问题，一家人靠妻子摆摊卖报谋生。即使家庭如此贫困，他们仍不愿意去医院接受治疗，只因为怕被邻居歧视。
“患者从治疗到出院回归社会需要一个过渡期，社区对精神病患者的康复非常重要。”胡长海说，治疗的最终目的是让病人更好地回归社会。总体上看，我国现有精神卫生服务能力和水平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精神病人监护多由亲属负责，费用高，一般家庭难以承担。病人出院后社区无相应人员接管，而在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在药物治疗病情稳定后，尽可能让患者回归社区。我国应借鉴相关经验，建立政府、社区、家庭联防联治的模式，及时发现一些心理扭曲的潜在精神病患者并加以矫正，同时对出院病人进行管理，助其尽快融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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