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学领域，中国近代史是比较敏感的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最活跃、最引人注目的领域，鸦片战争的研究就曾引起最高层的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及其所办杂志是这个领域的核心。本文作者长期担任《近代史研究》中文版和英文版主编，她利用自己所处的学术优势，疏理了1949年以来70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脉络，对其间发生的大事、大问题一一做出客观而又精彩的点评，读后使人回味无穷。
建议学界同仁，无论专业方向都阅读一遍，定会有所思考。
中国近代史研究70 年（1949—2019）
徐秀丽
摘 要：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革”爆发前，虽政治运动不断，学术潮流多变，但中国近代史学界在很短时间内即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开展了系统规范的资料整理工作，若干专题研究成绩突出，学术建树令人瞩目。“文革”期间，历史学遭受重创，命悬一线。1977 年之后，随着国家整体进入改革开 放新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不但突破了政治史、革命史的单线叙述，理论方法也超越单一模式，进行了广泛的探索和争鸣。应当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相对独立于政治的、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并行不悖的、自主而包容的中国近代史学，在开放而有纪律的环境中，不断推动学术进步。
关键词：唯物史观 革命史家 职业史家 革命史范式 现代化范式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截断众流的气势和万物更始的豪迈让在场者震撼莫名。10月1日当天，周恩来对参加开国大典的丁玲和夏衍说：“你们得描写这个场面。”两位妙笔生花的文学家不约而同地回答：“语言太不够，太无力了。”一个多月后，诗人胡风以《时间开始了》命名他的长诗，以凸显本无始无终的时间长河中这一刻的无与伦比。
开天辟地，时间开始。然而，新执掌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具有二十多年局部执政经验，尤其重要的是，经过长期争论和着力建构，它已拥有相当成熟的意识形态。此时，对于中国历史，尤其是对于中国近代史，革命领袖有纲领性论述，党内史学家也已经初步建立了崭新的叙述框架。新中国成立之后，历史学界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对“旧史家”进行思想改造，把历史认识统一到唯物史观上来，与此同时，尽快完善中国近代史体系，并贯穿于教育和研究工作。
一、“文革”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70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49—1965年的初创阶段，期间政治运动不断，学术潮流多变，但学术建树仍令人瞩目，主要是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体系，开展了系统规范的资料整理工作，若干专题研究成绩突出。1966—1976年为停滞时期。“文革”是中国文化的浩劫，从引发到深渊，步步由“历史问题”推进。历史完全沦为政治的工具，历史学遭受重创，命悬一线。1977年之后，随着国家整体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一）
建国初期中国近代史学界概况
1.史学家
建国初期的史学家，总体由两部分人构成：一部分是革命史家，另一部分是职业史家。
革命史家首先是革命者，然后才是史学家，历史是他们进行革命斗争的工具。美国学者德里克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家来说，历史既不是一种消遣，也不仅是一项学术事业；而是具有明显的功能性和实践性”。革命史家最显著的特征是以唯物史观 为理论指导，以革命领袖的相关论述为基本依据。唯物史观的内涵在近代中国经过复杂的演变，最后形成两个核心：一是“承认有阶级的社会底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二是“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中共革命领袖毛泽东在1938—1940年间发表了多篇文章，集中阐述了中国近代社会性质、主要矛盾、革命的领导者、革命对象、革命道路、革命目标等问题。他指出，1840年之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中国革命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革命史家以此为据，确立了历史叙述的框架。
职业史家的研究动机主要是专业诉求和知识兴趣，他们在知名大学和研究机构任职，研究方法注重实证。但这并不意味着职业史家没有现实关怀，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是否接受唯物史观也不是划分新旧史家的标准——有些并不属于革命阵营的史家，也接受或部分接受唯物史观并运用于研究工作。
经过持续不断的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到1960年代初，这两部分史学家已经比较充分地融合在一起，1949年前后进入近代史领域的年轻学者也成长起来。1961年，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曾经整理过一份《关于近代史研究机构、人员、出版和学术活动的材料》，为我们分析“文革”前中国近代史学界基本状况提供了重要参考。
这份材料分析了“目前近代史研究人员的状况”，将相关学者分为资深学者和年轻学者。“资深学者”指“从事研究工作时间较长，有一定成就”的学者，列出 20 人名单。 这 20 人又分为两类，一类为“解放前即已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近代史，出版有专门著述的”，包括陈伯达、胡乔木、范文澜、田家英、胡绳、黎澍、刘大年、何干之、叶蠖生、李新、胡华、廖盖隆，共12人；一类为“解放前在国民党统治区研究近代史有专门、目前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继续进行研究工作的”，有邵循正、罗尔纲、严中平、李平心、谢兴尧、蔡尚思、陈锡琪、王栻 8 人。
前一类的12个人全部是中共党员。1949年前，除胡绳、黎澍两人一直在国统区 活动之外，其余全部在延安或周边根据地工作。名单中的陈伯达、胡乔木和田家英长 期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他们的著作有些可以纳入史学范畴（如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但基本属于政论性作品；在1960年代当时，难以把他们归为史家。后一类的8个人，1949年后的研究在选题和指导思想上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其中蔡尚思1953年加入中共，罗尔纲1958年入党，李平心曾于1927年入党，1930年失去组织关系。他于1933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和1940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史初编》，被认为是用唯物史观阐述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著作。
1949年前后进入近代史研究领域，到1960年代渐露头角的年轻学者，这份档案列出了30 人：缪楚黄、戴逸、陈旭麓、丁名楠、林增平、李时岳、胡绳武、金冲及、祁龙威、陈庆华、章开沅、余绳武、牟安世、汤志钧、江地、胡滨、鲍正鹄、夏东元、徐仑、毛健予、史筠、汪伯岩、孙守任、丁守和、钱宏、魏宏运、彭明、李龙牧、刘立凯、王仁忱。 这些学者后来大多成为卓有成就的历史学家，少数沉没无闻。
2.学术机构
为加强历史研究，中央和各地陆续建立了若干研究机构。1950年5月1日，中国科学院设立了近代史研究所，这是该院设立的第一个历史学研究所，也是第一批哲学 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所之一。中国史学传统“厚古薄今”，当代人治当代史不被认可。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央研究院在史学领域只有历史语言研究所，该所未将近代史列入研究范围。后来台北的近代史研究所在设置过程中阻碍重重，直到1955年才成立筹备处，1965年才正式设所。两相对照，更显中共高层对近代历史资源的高度重视。1955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成立，在第一届的64位学部委员中，历史学家独占鳌头，多达21位，其中多人为中国近代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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