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老板认为,“工资协商”是在给企业经营者单方施压,逼迫老板涨工资。
“如果企业不盈利或亏损,我们也可以通过双方协商的方式,甚至降低工资。”在李涛的办公室里,曲福生详细地给这名中年老板“上课”。
20分钟后,李涛的态度和缓了,喊来秘书给曲福生倒水。对于“工资协商”,他同意了在自己的企业试行。
司健介绍,经过几年努力,工会在企业中的影响力不断提高,职工通过协商了解企业的发展,也开始掌握了决定自己报酬的发言权。“职工不是想涨多少涨多少,而企业也要兑现涨薪承诺。”
在一些效益不好的企业,工资协商也“帮了忙”。
去年,在朝阳区一家建筑企业,党委书记李忠国(化名)吐槽说单位留不住人。曲福生了解后,发现该企业工资在行业里属中等偏下水准。
曲福生当即表示,工资协商能助力企业的发展。“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都是想企业得到发展,个人也得到实惠。你不能让员工在别的企业拿五千,你这儿三千。”
谈了一个半小时,李忠国把曲福生送上电梯前说了句:听您的。
“涨工资增加职工的积极性,反而对企业效益提高有好处。”司健介绍,市总工会先从企业工会建制较好、管理者认识比较到位的百人以上企业入手,先易后难地开展协商。而对于一些小企业,则从行业协会层面组织协商。至今,北京已在建筑、商贸、旅游、家政等43个行业开展行业协商,制定行业工资标准和增长机制。
“今年开始,行业协商要‘啃硬骨头’,目前正在推动清洁行业建立工会,民办学校要提升到市一级层面。”司健说。
困境
协商不具强制力 对不协商无罚则
北京市工资协商开展至今,协商过程、协议文本不规范,签订的工资合同难落实等问题不断暴露。
“只要是真正协商,涨一块钱也是协商的结果,关键是协商的过程。”司健坦言,由于职工的谈判能力问题,使得一些协商流于形式。
张阳(化名)是一家国营饭店的工会主席。他所在的饭店自2012年起开始工资协商,至今开了3次协商会,只涨了一次工资。“我们每年开会,企业老总讲完话,财务部门把当年的报表念一遍,涨不涨就没什么可讨论的了。”
张阳说,领导在场时,职工不敢说话,每年开会都得领导走了之后,职工才开始说上几句话。“饭店的职工代表,比如大厨、洗碗工,他们连报表都听不懂,怎么谈?”
由于一线劳动者对谈判的参与机会不够、能力不足,在曲福生看来,目前多数企业工资协商的开展程度,主要依靠老板的觉悟、工会主席的“斡旋能力”。
而推动工资协商的一个关键角色——工会主席,在企业中处于一个微妙的地位。曲福生说,目前许多企业的工会主席都是部门经理兼任,他们既要替职工说话,但又不能得罪老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