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海河大道去天津的金融区，可以看到一片老洋房，那些建筑当时是欧洲人的银行、俱乐部、金融机构等等，那种恢宏的气势毫不逊于上海。我很爱天津的一家酒店，老去住，它叫利顺德，是十九世纪末的一家老酒店，当年李鸿章、孙中山、梁启超、张学良，还有罗斯福的女儿都在那里住过，那感觉就像上海的和平饭店，或者北京的老北京饭店一样。
这家老酒店对我来说就代表了两个世界的相遇：中国人的世界和西方人的世界。但天津好像就沉睡在那个地方了。我们经常忘记，直到 1949 年之前，天津都是北方最辉煌的城市之一，当时真是南有上海，北有天津的感觉，它华洋交错，非常有生命力。
天津的崛起一方面是因为它被拓为通商口岸，另一方面也跟它是北洋大臣的驻地有关系。1870 年起，曾国藩、李鸿章先后驻在天津。他们在这个城市进行了很多崭新的实验——建学校，修铁路，引进电话、电报……各种新事物都在这里展开。待会儿要讲的袁世凯也是这场现代化浪潮中很重要的一位，他 1901 年开始继任直隶总督，一直到 1908 年被赶出权力中心为止。
我每次在那儿散步，看到那些老建筑，想起它过去的历史，就非常感慨：这个城市怎么到今天就突然沉睡了？它好像没有太多新闻，上次它产生新的故事，还是因为一场大火，出了一场灾难。所以它为什么丧失那种活力了呢？我觉得可能跟它不再是那种不同世界的交汇有很大关系，这也是非常让人遗憾的一件事情。对我来说，天津应该是更多样的、更包容的，甚至应该是乱糟糟的，这乱糟糟中蕴含很多新的生命力，它是两个世界的相逢之地。
我在天津有一个好朋友，我叫他徐师傅。他是一个特别好的淘书人，会在清晨的时候去海河边淘旧书。他是我见过的真正的爱书人，手里有各种各样版本的作品。我偶尔会坐火车去天津找他去玩，我们俩就在他的书房里面，一边喝啤酒，一边谈论他最新收集的书。他拿一张地图，给我描绘当年北洋的面貌。对他来说，那个时代的天津也是最值得缅怀的，它像一个真正的全球性的城市。而现在的天津对他来说太乏味了，所以他就沉浸在对昔日天津的向往中，就像很多上海人对于旧上海的渴望一样。
他会拿着地图讲当年的严复，告诉我这样一个从海外归来的留学生，他会坐人力车从哪里到哪里去上班，然后晚上再回来。严复虽然是一个有新思想的人，但在这么一个旧官僚系统中却是一个局外人，因为他没有进士的功名。他屡次去考试，结果都失败了，内心充满苦涩。
或许这也是天津的一面吧，那些真正的革新者在这个城市感到受到沉痛的负担，内心倍感苦闷。最后严复放弃了在官场上挣扎，去翻译《天演论》，塑造了崭新的一代中国人的生活。之后他还在天津和王修植、夏曾佑这些朋友创办了当时非常重要的报纸《国闻报》，可惜也很短命，在当时的政治压力下很快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