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未来科学大奖物质科学奖得主、清华大学教授薛其坤认为，硅谷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它恰好赶上了一个时代，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爆发，广泛的信息技术运用催生了硅谷的时代机遇。
“从这个方面来看，如果期望深圳超过旧金山，我们需要等待一个比较颠覆性的重大技术的产生，比如医学的发展，或者是下一代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结合等等，我不知道，这个挺难，但还是充满了机会。”薛其坤说。
新技术变革呼之欲出，而如何把握变革的趋势既是机遇更是挑战。深圳科技创新委员会主任梁永生近日在接受包括21世纪经济报道在内的媒体采访时表示，政府在支持创新时，要把握科技产业演进的趋势，有的人认为趋势跟创新是相悖的，但至少要保证入口的科学性，之后在发展过程中再不断完善。
另一方面，抓住新技术变革的机遇，需要的是厚积薄发，而高等教育是科技积淀最重要的支撑。
薛其坤认为，旧金山湾区的发展离不开斯坦福、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深圳也有必要打造一所精品大学，这所大学要成为深圳高等教育、科技创新的旗帜与灵魂，引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教育。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美国科学院院士王晓东同样表示，旧金山湾区的大学跟美国东部的相比，一开始并无优势，后来为什么能够很快起来？赶上了学科革命，比如斯坦福大学的生命科学专业，在新生物技术爆发时，他们所做的研究是最领先的。
王晓东由此从一个具体的角度给出了建议：从大学的学科建设来看，老的学科很难被超越，但在新兴学科，年轻人更容易冒出来。在美国有时候越是普通高校越容易出“怪”专业，深圳要想实现超越，除了基础学科要做好之外，在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方面也要重点投入。
湾区时代的深港合作机遇
除了依托自身的力量，深圳的另一重机遇在于，如何借助粤港澳大湾区尤其是深港合作的合力。
香港科技大学讲座教授、国际人工智能协会理事长杨强认为，硅谷的特色包括两个“力”，一是创新力，二是执行力。
类比深港两地的情况，杨强说，“我在香港科技大学计算机系待了十多年，这里做人工智能的研究一点不比美国差，很多东西早就写成了文章发表，但香港有缺点和局限性，没有办法执行，相比之下，深圳有非常强的执行力。如果把这两种力合并到同一群人身上，那粤港澳大湾区真的有机会赶上或超过硅谷。”
但他同时指出，当前，香港的学术界和深圳的工业界，尽管物理距离只有一小时车程，但“心”的距离很大，难以形成创新力与执行力的合力，这是需要关注的问题。
这种“割裂”，一定程度促成了首届未来科学大奖生命科学奖得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卢煜明把他的无创DNA产前诊断技术寻求了一家美国公司进行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