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家乡能找到合适的就业机会他们早就回去了，然而回去就意味着失业。”樊树桐看到，城中村包含着外来打工者的梦想与追求，许多年过去了，有很多人只剩下对生活的无奈。
在走访中，二人遇到一位蹬着三轮车的中年男子，车上是刚回收的旧家电，汗水从他黝黑的沧桑的脸上淌下来。来到深圳十多年，没有学到什么技能，早已没了当年的踌躇满志，奋斗这么久，每月也就能挣六七千元，生意不好时只能挣三四千元。他说：“除了负担自己生活，每个月还要攒下2000块钱寄回老家，每年最多回去一次，只能这样为父母尽一点孝心了。”
香山西街是白石洲的最北端，在香山西街的北侧，就是一片待开发的空地，更远处则早已变成了高档的小区。地上残留的牡蛎壳告诉人们，这里曾经是一个小渔村，但随着“城市包围农村”，这里的每一个“村”最后都会随着城市发展的脚步被高楼大厦替代。
经过两个星期的走访调查，易少卿和樊树桐心中五味杂陈。“城中村改造固然对城市的长期发展有着不容置疑的好处，但低收入的外来人员却在这个过程中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樊树桐表示，如果他们迁至关外居住，每天到市区工作要花费数个小时在往返途中，这无疑会对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更大的负担。
“无论城市怎么发展都需要餐饮、零售等配套服务，这些居住在城中村的外来务工者对于城市是不可或缺的。”在易少卿看来，大部分居住在白石洲和岗厦村的外来人口从事第三产业，他们的集中离开可能会给深圳短期内带来劳动力的流失以及物价的上涨，低收入群体的权益得不到保障还可能会引发其他社会问题。
一个残疾的街头艺人刚刚在白石洲结束了一场演出，吃力的弯下腰表示谢幕。（田芳槐摄）
城市布局的新平衡
深圳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主任、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易松国认为：“城中村的拆迁改造无疑会给外来务工者的工作生活带来影响，但是影响有多大还很难说。随着城市发展进程的加快，这些矛盾也会逐渐缓解。”易松国提及了一个“后城市化”理论，他认为：“城中村相当多的外来务工人员从事服务业，他们向关外迁移，他们的服务对象也将逐渐迁移至关外，城市的布局会形成新的平衡。”
在深圳房租急速上涨的环境下，合租成为年轻人应对高房租的对策，彼此能够分摊租金。但是在调查中，城中村里合租的比例并不高。“主要的原因是人们很难匹配到适合的合租对象。”易少卿想，能否通过建立互联网合租平台，租客可以在平台上根据各自的要求将个人信息进行匹配，寻找到理想的合租伙伴。同时，他也希望政府能通过补贴和加强登记备案等管理等手段来鼓励社会机构实施这一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