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汶川·十年十人|“可乐男孩”：当时没说“我要喝可乐”
摄/记者 杨小嘉
法制晚报·看法新闻（记者 李阳煜）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的第三天晚上，救援队员将压在薛枭身体上的预制板移开、抬上担架，此时已经筋疲力尽的他与救援人员相约互赠冷饮，于是说了一句“叔叔，记住我的可乐”。
这句话被电视直播镜头记录下来，却被误传为“叔叔，我要喝可乐”。由此逗乐了被悲伤笼罩着的中国，后来他被称为“可乐男孩”。
薛枭那时是绵竹汉旺东汽中学高二的学生，地震发生时，脚下的预制板裂开，他直接从三楼的教室掉到了一楼，桌椅、预制板堆积到一起，挤压在他和同学的身上。
后来，“可乐男孩”薛枭被保送到上海财经大学就读，2013年毕业后进入可口可乐成都分公司工作。现在是外事部的一名工作人员，也是成都可口可乐博物馆的负责人，同事们称他为“博物馆馆长”。
2018年汶川地震十周年之际，法制晚报·看法新闻在可口可乐成都分公司二楼博物馆见到了“可乐男孩”薛枭，听他讲述自己的经历。
对话可乐男孩
当时与救援人员约定互赠冷饮 被误传成“我要喝可乐”
法制晚报·看法新闻：现在回忆起5月12日当天的经历是什么样的？
薛枭：那天下午2点28分的时候，我们正在上课，教学楼突然开始摇了，老师就说“大家快躲起来”，我就直接躲在课桌下面了，因为教学楼是预制板结构的，当时我脚下的预制板裂开了我从三楼掉到了一楼，我的右手和两只脚都被课桌椅、楼板压住了，我当时脱了左脚的鞋子把右腿挪出来。
当时右手和右脚自己实在没办法救出来，救援队员来的时候先把我右脚救出来了。右手施救的时候就很有困难，有块预制板整个立在我截肢的这个位置了，这块预制板上面就是整个废墟。在我印象中当时用千斤顶都顶不起来那块预制板。
正好在这块预制板的右边，有三个同学，我就告诉救援队员在我的右侧还有活着的同学。救援队员就过去施救了，我开始以为他们不救我了，后来他们跟我说，如果先救我的话，旁边那三个同学可能就活不了了。
从四楼掉下来那个女孩被救出来之后跟我说了句“坚持到底”，只剩下我一人的时候救援队员给我打了止痛剂，那之后我就有点困，跟救援叔叔说“您一定要跟我说话，不然我怕自己睡过去 ”，这样我俩一直聊天，他问到了我“出去之后想干嘛”，我就说我出去之后想喝一瓶可乐。他就说“那我买给你”，然后我说那我给你买个雪糕。
出去的时候我被抬到了废墟上面？救援叔叔跑过来说“薛枭，记住我的雪糕！”，然后我才回他说“记住我的可乐，要冰冻的”。其实不是后来大家传的那句“我要喝可乐”。
法制晚报·看法新闻：后来雪糕兑现了吗？
薛枭：在一年之后兑现了。一年之后去北京做一个节目的时候兑现了，我当时还想掏钱去买雪糕，结果节目组准备好了，我就亲自把雪糕给那个救援叔叔了。
法制晚报·看法新闻：你的那瓶可乐什么时候喝到的呀？
薛枭：地震后两个月一口可乐都没喝过。我印象中在住院的时候，那个救我的叔叔带着他们部队好几个人来看我，给我买了一大瓶可乐，那时候我手术做了没多久他们就来了。
但是因为医疗原因，医生那时候让我节制，不让喝可乐。我记得当时病床下面全都是可乐，都是来看我的人，但是我一瓶都没喝，全都分给周围的病友了，“来来来，大家喝可乐”就是这样招呼大家。
法制晚报·看法新闻：当时怎么想喝可乐呢？
薛枭：其实我当时埋在废墟下面的感觉就跟我以前每次打完篮球的感觉差不多，很热、口干舌燥的。 以前打完篮球都会喝一瓶可乐，喝完了就比较爽，当时身体的感觉跟这个差不多，就想喝冰冻可乐。
曾经不喜欢“可乐男孩” 但承认带给自己好处
法制晚报·看法新闻：什么时候知道自己被叫成“可乐男孩”的？
薛枭：很久之后才知道，应该是在医院。我确实说了跟可乐相关的话，所以被叫成“可乐男孩”也可以理解，但是有点困惑的是我没说要喝可乐，说的是“记住我的可乐”。反正那时候也想喝可乐，传错了倒也无所谓了，哈哈。
法制晚报·看法新闻：你自己怎么看待“可乐男孩”这个标签的？对于你来说这意味着什么？
薛枭：现在来说这个称呼可以说代表着积极、乐观的态度，因为可乐男孩拆开来看是可乐和男孩嘛，就是积极乐观、很阳光的一个男孩。其实最开始我是有点接受不了这个称呼的，还是有点讨厌自己出名，出去太引人注目了、引人关注了，大家出去看到我让我拍合照，我又不懂得怎么去拒绝别人，就勉强照了，那种一下子大家都认识我的感觉不太好。后来一个节目主持人跟我说，可以把这个称号看作可以乐观的男孩，我觉得这样理解挺好，就慢慢接受了。
法制晚报·看法新闻：这个标签也会给您带来很多好处吧？
薛枭：好处肯定是有的。比如说保送到上海财经大学、有了去可口可乐实习的机会啊，就是在学习和找工作的时候比较顺利。当时还是觉得来的有点太容易了，生活太一帆风顺了，就是这种感觉。
法制晚报·看法新闻：你喜欢这样吗？
薛枭：我不喜欢这样啊，我在工作中就遇到了很多困难，我就觉得还是有困难才是真的。有困难我就去挑战它，我就喜欢有困难摆在我面前，我管它完不完成，我就往自己想要的方向做了，想起来就挺高兴的。
法制晚报·看法新闻：当起了可口可乐博物馆馆长和您可乐男孩的身份有关系吗？
薛枭：2016年4月份我开始当馆长。跟可乐男孩的身份有没有关系，这个我真的不是很清楚。2013年入职的时候，我们也有参观，比如参观生产线，那时候还没有这个博物馆，当时我也带过一些学校进行参观。2016年正好有个同事离职了，之后这个博物馆整体的运作就交给我负责，同事们开玩笑叫我馆长的。
法制晚报·看法新闻：做了截肢手术之后心里会不会很难过？
薛枭：那倒没有，那个时候高兴得不得了，医院里有很多人，大家在一起很热闹、很开心。虽然都是截肢了，但是截都已经截了，还不如高高兴兴的。后来我妈看我跟医院玩得挺开心的就回家了，都不管我了，说“行了，你跟他们在医院玩吧，我先回家了”。
法制晚报·看法新闻：现在经常带假肢吗？
薛枭：基本不带假肢。因为假肢还是稍微有点重，还是不太习惯。另外自己一只手也能完成需要两只手的事情，所以基本都没带。
摄/记者 杨小嘉
来源：法制晚报看法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