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程恩富的海派经济学
提出时间：1995年
海派经济学的理论特征是以马克思经济学为基点，综合古今中外合理思想，包括综合借鉴运用各种社科和自然科学的方法，在此基础上综合创新，构建既超越马克思经济学又超越西方经济学的新范式。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比如关于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上，提出二者是“正反同向交促互补变动论”。再如，“四主型”市场经济改革观，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公式是“四主型”的：公有主体型的多种类产权改革观,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配改革观,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改革观,自力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改革观。
其他的原创性观点还有“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市场型公有高绩效论”、“一府两系三层分类的国有资产管理新体系论”、“社会主义三阶段论”、“当代全球基本经济矛盾论”等。上，重建合乎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国情的经济学新范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海派经济学就是一种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或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
海派经济论坛是1995年11月正式成立并召开首次研讨会。
二、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
提出时间：2011年
新结构经济学建立在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之上，主张一个国家应该建立适合自己阶段的产业政策，才可以最快的发展。认为当政府发挥有为作用时，产业政策是个有用的工具。新结构经济认为一个国家最好的方式就是按照每个时点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去选择产业和技术，进而快速增加资本积累。新结构经济学主张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并重。
新结构经济学最大的贡献是将比较优势理论动态化，并将其升级成了发展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为发展中国家走出“中心-外围”的世界经济结构规划了路径。为了推广新结构经济学，林毅夫专门成立了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同时在一些其他二线高校也成立了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机构，并组织了多次新结构经济学国际论坛，目前致力于出版相关教材，推广相关课程的工作。
三、滕泰、贾康的新供给经济学
提出时间：2015年
新供给经济学将新供给分为四类，分别是新产品，新商业模式，新资源要素，新制度四大方面，他认为这四个方面的创新都可以给经济带来爆发式增长，阻碍供给提升的因素称为“供给约束”“供给约束”又可以分为“直接约束”和“间接约束”,直接约束是指一些非市场因素对供给数量、供给价格或供给主体等进行限额或准入性限制，间接约束则更加隐蔽，是指由于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导致的企业融资成本或税收成本上升，进而使企业盈利能力下降并导致新供给无法形成或有效供给减少，经济要想快速发展需要将着力点放到去除供给约束上。另外新供给经济学还从供给的角度解释了经济周期。新供给经济周期包含四个阶段，分别是新供给形成阶段、供给扩张阶段、供给成熟阶段和供给老化阶段。
新供给学派组织了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组织了“新供给经济学五十人论坛”，出版了多部专著，是本土经济学创新中一支比较活跃的力量。
四、高连奎的新财税经济学等
提出时间：2016年
新财税经济学提出了“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的概念，认为人类现有的政府债务危机是财税升级落后于产业升级的结果，提出了“财税-产业”双升级的经济增长理论，提出了“七增七减”的财税改革主张。新财税经济学还对“政府债务-利率-金融-创新”之间的传导机制进行了研究，指出政府债务危机会对央行的货币利率产生压制，严重者会出现“债务-利率”锁定，既高额的政府债务会将央行利率长期锁定在低利率或零利率水平，低利率又与金融机构“激励不相容”，从而摧毁金融供给机制，金融的衰落会导致创新缺乏市场化资金的支持，最终形成“政府债务型萧条”。“政府债务型萧条”最开始出现在日本，美国与欧洲紧跟其后，其最明显的是高债务，低利率、低创新、低增长等特征。
高连奎在2016年组织了“新财税主义”论坛，2019年在美国出版了《21世纪经济学通论》，该书已经被哈佛大学收藏。
五、李俊生的“新市场财政学”
提出时间：2016年
传统经济学将财政学建立在市场失灵的基础上，认为政府财政是市场失灵的补充，新市场财政学则树立了市场“平台观”和“参与型”政府的新观念，将公共部门和非公共部门都视为市场平台的参与者，公私部门皆在其中活动，创造价值。新市场财政学重新定义了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为政府的经济建设等职能正名。
李俊生提出“新市场财政学”后也到国内、国外多所大学进行了演讲宣传，目前正致力于打造“央财学派”。
六、李稻葵的“政府与市场经济学”
提出时间：2018年
李稻葵认为，政府与市场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的前提是要把政府的激励和行为搞对，理清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政府应该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推动者，一个利益相关者，而不是阻挡者，政府与市场经济学重点研究政府在市场中的激励、行为和作用在内的相关课题。也可以称为政府激励学派。
目前李稻葵为了推广自己的经济学将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升级为了中国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并2019年4月27日召开了“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并邀请哈佛大学教授埃里克·马斯金担任主席，目标是要和其他的全世界的学者联手一起合作，有意识的要把中国自己的经济实践讲清楚。
七、金碚的“域观经济学”
提出时间：2019年
金碚认为传统经济学太注重经济学的简化与抽象，忽略了经济的现实差异，导致经济学理论与现实差距太大而无法指导实践，域观经济学反其道而行之，专门研究经济差异，包括产权制度、文化因素、意识形态、地理位置、发展阶段等导致的现实经济差异，因为真实世界中人的行为既有相同性，也有差异性，有的相似性明显，有的相异性极大。经济学既要承认人的行为的相同性，也必须正视人的行为的差异性，承认人的差异性和人所处的域境差异性。
为了推广域观经济学，金碚牵头成立了”经济学与管理学中国学派一百人论坛”，也举办了两次以上的学术会议。
八、孙国峰的“新货币银行理论”
提出时间：2001年
孙国峰的“新货币银行理论”认为贷款才是货币起点。从实践上看，客户从银行提取的现金远大于他们存入的，这才能解释为什么社会中流通的现金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传统货币银行理论以银行吸收客户存入现金作为货币创造的起点，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孙国锋将自己定位为信用货币理论的集大成者。2001年，孙国峰在经济研究发表名为《信用货币制度下的货币创造与银行运行》的署名文章，对传统货币创造理论的误区及逻辑错误进行了分析，这对信用货币理论的发展起到了颠覆性的影响。事实上，早在1995年，孙国峰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便质疑了传统的货币创造理论。并首次提出存款并非货币创造的源头，商业银行创造货币是由贷款实现的，即贷款创造存款，现金的出现也是晚于存款的。新货币银行理论的提出为后续有关货币金融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基础性的分析工具，并探讨了影子银行的管理问题。其实自从凯恩斯，弗里德曼研究货币的需求函数之后，货币学就一直从需求函数，供给函数进行研究，孙国峰将货币理论重新拉回到“信用创造理论”的研究范畴，是真正把握住了金融运行的本质，把金融学研究拉回了正轨。
孙国峰的理论提出较早，但引起轰动是2017年以客座教授的身份在普林斯顿大学开设《中国金融与货币政策体系》的学分课程，以及2018年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
在国际上，孙国峰与国际金融学权威米什金教授米什金进行过探讨，最后米什金承认，他在风靡全球的“货币金融学”教科书中所举的例子是错误的。
九、郎咸平的“马克思中观经济学”
提出时间：2018年
2018年，中国学者郎咸平提出“马克思中观经济学”，郎咸平认为《资本论》灵魂蕴藏在第二卷中，马克思经济学中将社会各行业分为两个部门，一个生产资料部门（类似重工业），一个生活资料部门（类似轻工业）。马克思的计划经济是指的生产资料部门，不包括生活资料部门，只要国家对生产资料部门进行计划，经济就会稳定发展，否则会经济危机，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放开了生活资料部门”；苏联之所以“垮台”，就是因为生活资料部门”也实行了彻底的计划经济；美国之所以发生“大萧条”，就是因为生产资料部门”也实行了自由市场经济。
目前郎咸平已经出版了《马克思中观经济学》一书。
十、孙选中提出“法商”理论
提出时间：2010年
法商思维指的是经济价值观主导的追求效率的思维方式同法治价值观主导的追求公平的思维方式的有机结合，以实现主体权益均衡发展的决策思维，法商管理的概念是由柴小青和孙选中于 2010 年提出的，并给出法商管理的定义：法商管 理是综合管理学、法学相关知识对企业经营活动进行计划、组织、管理和控制的理论和方法。 近几年来，法商管理的概念开始得到理论界和企业界的认可，在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 都取得显著进展。2013 年，孙选中对法商管理概念做出新的诠释，指出：“法商管理是在经商 （经营）和法治的价值观及其方法论的相互作用下合理实现企业目标的管理过程”。此后，孙选中对法商管理概念的提出和演化过程做了概括，认为其经历了“从法商结合， 法商管理，再到法商智慧的进阶过程”。
孙选中是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创始院长，目前在中国政法大学设立有法商研究中心，每年召开论坛，并出版了《法商管理解析》一书，法商是在企业界应用最广泛，在中国企业界法商培训已经成为某些行业的标配。
当然也并非中国本土经济学创新的全部，其余也有一些，比如北大的何小峰，人大的向松祚以及一些其他民间学者也提出了一些理论，但那些还不成熟，没有完整的体也没有组织过学术会议，不能形成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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