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河闻

一大块布全遮住脸,双脚狂跳几个小时,嘴里念念有词,熟悉的人皆知——那是巫师在跳神,正在传达已逝者的意愿。湖南湘西的部分地方还盛行,在贵州却到处都是。

是迷信和落后吗?不!川普热衷于占星术,又算哪门子先进?在神秘主义和自然主义面前,科学主义只是未婚青年。

诗性的民族,大约都有着格外的意识形态,“落叶归根”或许是农耕文明的共性,但华夏更甚。“叶”自然是肉体,关键“根”是什么?家乡是物理空间,故乡是心理空间的泛指。

于是,取——故乡贵州。

以前的以前

区域辨识,大多乐于从久远的人文史地里去找寻心智资源,这是贵州之所以不被待见的一大根源。说“过去的贵州”,多少有点不科学,而讲“贵州的过去”似靠谱些。

文字的好处,是可以把区域族群共识更早地确定,但麻烦也正在斯,某外国人就直言不讳:中国人只重视文字保存下来的历史,不重视环境保存下来的历史。乡土文明的中国人的日常勾兑,所用文字的频率本来就低,而偏居西南一隅的贵州恰又是乡土中的乡土。倘非要在此较劲,贵州是吃亏的。

贵州趋于一个共性实体的聚合,是有唐一代之后的事。唐以前,贵州叫什么都永远是一个谜。许慎的《说文解字》释:“黔,黎也,秦谓民谓黔首,谓黑色也。”因为总要面朝黄土背朝天,皮肤晒得周身黑彻。秦朝当家的从来不地道,发明了“黔首”以喻无产阶级。从此,“黔口”“黔丑”“黔愚”似雨后春笋,彻头彻尾地鄙视。

唐设黔中府和黔中道,除了必要的历史承袭,更核心的是地域歧视。有鲜卑血统的李世民,历来对塞北和西南有偏见。

自视清高的柳宗元是铁杆的崇儒贬佛者,他以文学手法硬生生地把驴放到黔地,谓之“黔驴技穷”。分明是“驴到黔后才技穷”,黔比窦娥还冤!倘若你去问他,他自然会狡辩——是你们理解错了,关我俅事?

荒芜、落后、野蛮、封闭、自大,是有唐一代乃至后来宋元明清历朝当家人对这片土地的一律看法。唐显庆四年(659年),德高望重的长孙无忌因反对立女强人武媚娘为后,被削爵流放黔州,郁郁寡欢自缢而死。官瘾极重的李诗仙因永王李璘谋反案被牵连,也被丢在夜郎,有人说在桐梓。彼时的黔地,很成功地成了罪臣和囚犯们流浪性的旅游目的地。

如果只是这样的寻章摘句去找寻心智资源,贵州是不可爱的。有人将贵州比之于瑞士,多少有点附会。长得像离实质往往很远,跟某明星相似就是明星?跟非洲黑人一样黑就是非洲裔?瑞士的人固然也源于移民,但那是一群不想做德国人和一堆不想当法国人的拼凑体,这里边有强大的自觉性作为依托,跟贵州很难同日语之。

世界除了事实,更多的是解释。

有个背景需要吐槽,就是所谓的“华夷之辨”。东周末年,诸侯争霸,孔丘著春秋大义,提出尊王攘夷,发扬文化之大义——以中原文明为中心,周边尽皆被指蛮夷。这一辨的好处,自然是找见了圆心和制高点,但问题是造成的偏见也愈演愈烈。直到今天的学术界还偏执地以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而其他地区只是以黄河流域为主的北方文化的渗透和辐射下才逐一成长起来的。20世纪195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考古发现,才开始动摇这一偏见。

大约南方人都“讷于言而敏于行”之故,其实中国南方的古代文明一直是比肩北方的黄河文明的。石器时代的考察可以明证,南北文明的发展是同步的。

何以见得?这要回归一个命题——什么是文明?阿猫阿狗可能都通晓一个事实:人是最能折腾的一种动物。除了会杞人忧天地勾勒一大堆意识形态外,更要命的是能创制愈发复杂的各类器具,现在都到AI了。

我以前时常迷惘于文明的定义,它究竟是温情脉脉的循环往复?还是锐意革新的单向前行?文明,是枪炮?还是镰锄?倘硬性结合,又四不像。历经多次思虑后,我的结论是:文明,应当是能让人类可持续地获得更好的认知与生存的综合方式。否则,就是逆文明。

拥有生命土壤,是一切文明的基础,北极这种地儿就很难扯文明的拐。到过贵州关岭县的朋友都知道,那里有数量巨硕的海百合化石群与贵州龙化石群。

生物演化的逻辑是:从无脊椎动物演化为脊椎动物,脊椎动物又从最原始的鱼类到两栖类,再到爬行类。爬行类并行产生两个进化途径:一部分成鸟类,另一部分则演化为哺乳动物。海百合,正是从无脊椎动物向脊椎动物演化的过渡类活化石。

距今2亿年前,贵州是一片汪洋,历经地壳运动后,才变为今天沟壑纵横的山地公园。因此之故,前述的化石群也才得以完好保存。除了关岭,兴义市、瓮安县、遵义市、桐梓县又被陆续发现更多的多元的化石群。

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贵州的黔西观音洞、盘州大洞、桐梓岩灰洞、水城硝灰洞、兴义猫猫洞、普定穿洞、桐梓马鞍山、平坝飞虎山、六枝桃花洞等遗址,几乎跑通了整个旧石器时代的早中晚期。其辉煌程度,甚至超过长江以南的多数省区,与黄河流域的原始文明相比也不落下。

旧石器时代尚且如此,新石器时代就无需赘言了。

威宁中水、沿河小河口、六枝老坡底、平坝飞虎山、普安铜鼓山、北盘江、赫章可乐、毕节青场等遗址,尽皆新石器时代的傲娇。倘稍加深研,就发现这期间上述遗址所呈现的制器水准,无论陶器、骨器、磨制石器,还是纺轮、石饰品,已然彼时之巅峰。

结合贵州独特的山川地貌,且受制于“出现了农业、畜牧业”为新石器时代的定义,就武断作出“因不利于发展农耕,所以贵州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并不丰富”的结论是不科学的;言必谈“贵州为移民大省”而忽略了“贵州输出”也不科学;只盯住几个景区和绿水青山而不往背后更深远的人文探研做努力,则更不科学。

贵州的过去肯定不叫贵州,但却魅力非凡。

贵州的史前,够格冠以“中国南方文明的摇篮”。贵州的想象力,应当放到更宏远的时空视角去建构。以沉浸式的数字方式去复盘呈现多维的贵州,才是贵州文旅的王道。

贵州,是生物多样性的“元乡”。

时间并非解药,但解药一定深藏于时间里。不过,你得具备识见它的慧能,否则,时间愈长病越重。上瘾的原因源于持续了解,贵州的神秘面纱,才开露一点点。

魔幻现实

每每从任何一个地方飞抵贵州的任何一个机场,带给你的总是某种莫名其妙的愉悦,是那种想要又一时难以言表的微妙感,一年四季皆如此。说贵州“夏无酷暑、冬无酷寒”显然是很局部的事,但作为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的山地,确也气温变化小,冬暖夏凉气候宜人。

跟热带雨林的诸省比,它幽凉;相较于同属高原的高寒地带,它温润。以贵州气候喻人,高而不冷,温而不热,腴而不腻,杂而不乱,色而不淫。

不过究竟生得“八山一水一分田”,故“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就在所难免。气候不稳定,灾害性的干旱、秋风、凝冻、冰雹等频度也极大,时常殃及农业生产。将贵州比之于任何一个区域,都是徒劳的。贵州就是贵州,因人的偏见而成就,也因人的偏见而边缘。

偏见,多生于用已有之成见去对待新际遇。倘带着偏见去面对绿水青山,也会觉得是穷山恶水。

王阳明因得罪刘瑾被贬谪至今修文县龙冈镇,因彼时集市贸易活跃,戌日赶场,故名“龙场”。此地为当时川黔交通要冲,距奢香劈山筑设九驿相去124年,跟车水马龙的京城自不堪比,但要说“蛮烟瘴雨之荒山绝域”,多是为作新赋强做词。王守仁就在其《瘗旅文》中刻画龙场为“连峰际天兮,飞鸟不通”。并以太史公《报任安书》的笔调称自己“历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尝一日之戚戚也”,俨然一座人间地狱。

他心情不好,因为面对程朱理学还依旧没有找到所以然,更没有形成自己的体系。加之没有类似山地贵州的生活经验,吐冤很正常。中国读书人总喜欢以物抒情,也成了言志和排懑的管道。不过,一个满腹经纶的人,如何以浙江普通话和当地的苗人及僚人沟通,倒是一件极为苦痛的事。

地处黔中的修文属北亚热带和南温带季风气候,常年雨量充沛、气候温和湿润、雨热同季,四季分明的同时,盛夏无酷暑隆冬无酷寒。这场景咋就变为“瘴疠之域”了?公子哥出身的王阳明究竟没有诸葛孔明“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的经历,否则他也会说“黔地龙场,虽连峰际天兮,飞鸟常聚”。

“自古圣贤皆寂寞”,既然“谈笑无鸿儒,往来皆白丁”,老子索性孤独到底——自己跟自己对话。终于,阳明心学的1.0版“心即理”横空出世,一代宗师就此诞生。有人扯拐“王守仁不在贵州也一样出心学”,颇有点唯物史观的味道,但他显然无视孟母三迁的深意。

贵州话跟自身地名相似,除了纯粹的少数民族语言外,多数是以中文硬译的少数民族话,即北方语系跟本土方言和少数民族腔调的融合体。

“厮儿阴倒起”(沉默)

“幺不倒台”(NB哄哄)

“拐咯”(遭了)

“鼓捣搞”(硬来)

“快杀各了”(快结束了)

“太相阴了”(太便宜)

贵州人的骂,生殖器的词汇固然多且频,但并不总是挑起事端,也并不就此让被骂者立马想到骂了自己的双亲。因为骂得自然,骂得熟悉,骂得安逸,这是我在其他地方所未见的。它不似国骂“他妈的”这么轻佻,也不像“我操”那般矜持。贵州人讨厌装逼,也讨厌别人装逼,凡骂的原因,大体源于被骂者在自我加戏、加酱、加醋之际。不过,不装逼就是装逼的极致境界,是天花板的凡尔赛。

贵州乡村的少数民族地区,那里的女人们聚堆聊天、插科打诨之能事,大约只有未被孔丘删减的《诗经》方可媲美。

妇女“故事要讲,但不要太粗太长,不然受不了”

女人们一本正经脱口而出的段子,全篇不带一个脏字,却让正常的成年人瞬间破防。此刻一旁的男人们,唯有不知所措的面面相觑,至多相互调侃:“你那些龌龊的想法我都有过,你见我炫耀过吗?”。男权?女权?她们向来不会矫情于此等文字游戏,和睦即安,本来如此。

在这片17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凝结了主体的九大文化——史前文化、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山地文化、通道文化、制度文化、江河文化、生态文化、红色文化。归结起来就几个字:稀、奇、古、怪、神、秘。

古希腊的“爱智慧”主张,跟其包容“怪力乱神”有关,多元是创新的第一推动力。虽说儒家也主张与时俱进,但过度的厚古薄今和不言怪力乱神,致使本土被迫变法不断。

区域文化上,跟诸多“自成一体”的省份相比,贵州是明显的“一体自成”。这“一体”,也是逐一累积起来的。一个重要的现象是:从贵州出去的人,大多都会以各种方式回来,外乡来到贵州创业居家的人,回乡的却极少。

文明有先后,文化无优劣。

秦汉以降,大量的少数民族陆续入迁贵州,但因为各自相安,自然崇拜和祖宗崇拜得以存续。安顺的地戏,依然有观众;苗族的巫文化,大家仍旧保持相当的敬意。族际间、村寨间、家庭间、兄弟间、官民间、朋友间,都极少有尔虞我诈的麻烦。倘在一开始就相互诋毁,可爱的贵州早已不复存在。

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究竟是躺在文学世界里的意识流,贵州虽然绝口不提“主义”,恰是妥妥的魔幻现实。

1413年

蒙元精于武功,疏于文治,终究是“只识弯弓射大雕”。但其一大贡献,就是在地方上设“省”的政制。

元以前,秦实行的郡县制,凡中央以下皆为郡,所谓“百代都行秦政法”。汉承秦制,但又秉持“非刘姓不可为王”,故汉初郡国并行,后在郡国上又加州刺史。魏晋南北朝承袭汉制,几无创新。及至隋文帝杨坚时,为了掣肘士族大财阀,实行州县制,其子杨广改为郡县制。唐代和辽朝在中央下设道,宋金则在中央下设路,西夏实行州县制。

“省”最初是职位指代,至今日韩尚存。元的行省制,主要代表中央分驭地方,央权大而不专,地权小而宽泛。历经明清两朝完善后,最终成了现代中国的行政体制。

农耕时代,军政是第一诉求,“尔等不得谋反”系历代帝国一切经略的基点。贵州地处西南中心,扼控川陕、两湖、两广、云南的交通命脉。因为鞭长莫及而有心无力,虽居战略要害,秦汉之际的当家人对贵州也只有“附则受而不逆,判则弃而不追”的敷衍塞责,唐宋则以羁縻州郡控,元朝因为地域广袤,干脆土司以制之。

朱元璋与元朝梁王把匝刺瓦尔密十几年的对抗中悟出了一个真理:不控制贵州,纵使拿下云南及中南半岛也毫无战略定力可言。他在向征南大将军傅友德面授机宜时,便决然设置了贵州都指挥使作为云贵地区的军事中枢。

朱棣兵不血刃地废掉较早且根基极稳的思南和思州两大土司后,续设主导行政的布政使司和刑狱方面的提刑按察使司。至此,明帝国省一级建置的三司机构已全部落地贵州——贵州省诞生了,在纪元1413年。

鬼方?牂牁?夜郎?…就叫贵州了!

这是湖广、四川(含重庆)、云南等区域长年不甚重视也无暇经略的“难于上青天”的三不管区域的聚合体,是明廷两京十三省的第十三个——北京、南京、浙江、江西、福建、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湖广、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

这件事很大,于明帝国是大事,对贵州更是大事。是明初中国政治大棋局博弈中带战略性的一着,它关乎大西南乃至国家全局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的走势。更为300年后雍正改土归流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尽管雍正纯属玩阴的。

继屯堡时大批长江中游的军民涌入后,贵州建省给予两湖人迁入提供了更大的便利。雍正年间,大批嗅觉敏锐的两广商业狠人与民众悉数移入,至今诸多的商务会馆遗址便是明证。

面对不确定的未来,历史是最好的向导。

原贵州省省长林树森先生慧眼独具,在贵州作为西南枢纽的必然性的基础上,果决地推动贵州省内县县通高速的应然性,以内部的交通应然植入外部的枢纽必然。

通道、通道、通道…

是经济通道还是通道经济?是贵州1413年建省于今天最大的启示。

短暂的高光时刻

虽处要害位置,但究竟未到要命的程度。总觉得被中原王朝边缘化,是前现代贵州人的集体感受,毕竟靠边站的滋味久了也不好受。于是要各种努力地觅寻历史的关联资源。作为贵州人的清代大儒莫友芝,就提出关岭红岩碑系“三危禹迹”,笃定其为念功于大禹治水所留遗迹。且判定南北盘江乃大禹治水时的黑水,永宁州一带为禹贡三危之地,结论是大禹治水涵盖贵州境内。

先秦以降,伴随贵州高原的百濮人逐渐衰落,百越、氐羌、南蛮、苗等族群从西、南、东几个方向陆续涌入,贵州成了几大族群的汇点。因为大部分的涌入并非出于自愿,更多是跟战乱或政治失意关联,各族有各族的宏大叙事,表现形式也是五花八门,仁者见仁。

历史永远是吊诡的,总是乐于给人意外,贵州恰是让人感到意外较多的地方。转折福地,奇迹之域。在贵州发生任何奇迹都是正常的事,因为它的存在就是奇迹的本身。

工业,这个跟偏安西南一隅的贵州始终若即若离的新型生产方式,突然在1930年代到1960年代热闹了一番。

日寇全面侵华后,贵州作为较稳定的大后方,国民政府基于抗战与民生的双重考量,悉数在黔开办贵阳电厂、贵阳烟厂、筑东煤矿、贵州水泥厂、贵州机械厂、贵州玻璃厂等十多家含有官僚资本性质的工业企业。同期,浙江大学也西迁湄潭。

另一次从1965年起,为防美帝苏修的原子武器侵袭,工业建设由调整整顿转入大规模的“三线建设”,从工作筹建逐步进入工厂内迁。贵州作为“三线建设”的重点省份,进入高潮。

当年,六盘水煤炭工业基地完成了六枝矿井的配套建设工程,并动工兴建水城矿区老鹰山竖井、汪家寨斜井。全年工业总产值11.43亿元,与上年相比增长29.4%,比1962年增长60.5%,年平均递增15.1%。

1966年有12处矿井开工建设,在建矿井规模达100万吨,当年完成基建投资2.5亿元,为预期的190%,共进尺70961米。全年工业总产值12.98亿元,增长13.7%。

1970年1月1日,中国第一个超硬磨料、磨具专业工厂——第六砂轮厂在贵阳建成投产;12月9日,贵州能产载重4吨的“乌江”牌汽车,结束了贵州不能生产汽车的历史。这一年,工业总产值20.75亿元,与上年相比增长1.02倍,比1965年增长79.1%,年平均递增12.4%。

1975年,全省工业总产值24.97亿元,比上年增长39.9%,比1970年增长52.4%,年均递增8.8%。

民国时期的基础奠定与建国后的“三线建设”,贵州基本建成了以现代工业为骨干、门类较齐全的工业体系,从根本上改变了贵州工业底子薄的局面,增强了贵州工业的经济实力。空间工业布局上,初步形成以贵阳为中心,六盘水、遵义、安顺、都匀、凯里等各具特色的贵州工业城市格局。

那时,贵州着实高光了一回,天南海北男女老少南腔北调一锅煮。不是读错就是调错的贵普话,也在这一次得以大面积演练。但究竟那是特殊时期的计划行为,改革开放后,游戏规则变了。用邓公的话讲:年度计划、五年计划、十年规划、中心和重点不要多考虑指标,而要把人民生活逐年有所改善放在优先的地位。

人和机器都回老家后,贵州又回归了昔日的宁静,除了几个挖煤、发电和卖酒的人仍在忙碌外。模仿是没有未来的,等靠要更会彷徨更多。跟历史上几次大移民不一样的是,这次留下来的人不多,大家都急于跑沿海发家致富去了。工商时代,多情多义的贵州人似乎始终不太适应。

大家的故乡

苦于选择什么文明,愁于人类未来的出路,大约是几千年来人类的集体主旨,孰是孰非不好讲,充其量算程度问题。

早期,老子主张小国寡民,孔子时常感叹“礼崩乐坏”。面对更猛烈的现代工业文明,尼采干脆宣布“上帝已死”,他的下一句——是我们杀死他的。

几百年来,天主教世界所主导的现代文明几乎成了持续的终极追求。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即其意指。全部的科学和文学,皆在这命题里找见自己的立场,或反现代文明,或鼓呼现代文明。

工业革命后,尤其民族国家的出现,殖民化、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成了“现代文明”的主旨,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岂止中国,连同北美、拉美、非洲大陆、南亚次大陆、东亚、中亚、西亚等农耕与游牧文明皆一并如此——悉数遭到已然完成工业革命的欧洲列强的殖民化或半殖民化。

以工业化与城市化所建构的原教旨西方现代化,自然是亲资本与亲规模的。随着被迫开放尺度的不断加大,以乡村破败为代价的城市化亦获得长足的进展。以农为本还是以工商为本? 结论是保住我们的乡土文脉,又不能在现代化上落后于任何列强。

农业文明的生产结构是:人/畜/物

工业文明的生产结构是:人/机/物

信息文明的生产方式是:人/机/信/物

可以想见,农业文明是稳定性最佳的,因为“人畜”相互,结果可盼可控。产能过剩的经济危机及信用失衡的金融危机是常态,因“人机”矛盾是工业文明一定的。信息文明所带来的更复杂,持续智能化的结果,人类几乎在一种不可控不自主的状态下挥挥霍霍。

科技以人为本自是好事,倘不然呢?

单纯的发展主义带来的致命性,是我们的心愈发无处可安。心即家园,家园即故乡。乡愁,倘能回去,可以不愁;若回不去,愁也无用。

大约深受尼采影响,鲁迅也纠结于现代文明。他在《故乡》里就表了态——老屋离我愈远了,故乡的山水也都渐渐远离了我,但我却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

可惜科技是停不下来的,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没法停下做强产业技术和做大GDP的步伐。折中之法,是走生态经济发展之道——一条依靠自然、利用自然而又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互动发展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这本来也是东亚文明的一贯主张。

在未来多文明的全球共同体下,建设性之道是弃绝硬性的颇带原教旨的普世主义,接受多样性和寻求文明间的最大公约数,从“一极领导”向“多极主导”过渡。

乡土文明是华夏民族的河床,而一切“新”的科学、技术,以及一切优秀的思想、文化、制度,是河流。乡土文明的物理空间并不都在乡村,但灵魂却总在每个华人的言行里。乡土者,熟人世界也,不一定都需要文字沟通,但不代表没文化。

贵州,正尝试在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之间开辟一条“绿色通道”,是把生态文明拿来当饭吃,不只是赏心悦目。

贵州具备这个基础——史前文化是背书、传统文化是根脉、红色文化是底色、民族文化是基础、山地文化是资本、通道文化是优势、制度文化特色、江河文化是魅力、生态文化是根本。倘若这些是“多彩贵州”的成因和基础,又假设“多彩贵州”是贵州的“使用价值”,则“故乡贵州”就是贵州的“交换价值”。

贵州,风景就在路上,乡愁尽在眼底,故乡自在身边。

故乡贵州,大家的故乡!